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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打擊人口販運不力,人權組織呼籲修改政策以保障受害者

香港可能有多達9,000名外傭是人口販運受害者。我們請Justice Centre政策及研究主任李知樂闡述箇中原因。

今年6月,美國國務院發佈《2020年美國人口販運報告》,將香港從2019年的第二級別下調至第二級別監察名單,並指香港未能表現出打擊人口販運活動的力度比前一年強。

報告批評香港「消除人口販運的工作未達最低標準」,且未能「對任何販運勞工的個案進行調查、起訴或定罪」。報告亦指,與上一個年度相比,香港的「識別審核機制執行不力」,導致接受調查的性販運案件明顯減少,而香港亦沒有為受害者提供任何政府資助的服務,而且普遍欠缺對「與人口販運有關的心理創傷」的理解。

對此,政府發言人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強烈反對」這份報告,並堅持政府一直努力打擊人口販運的活動。發言人還指,人口販運在香港「從來不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因為只有極少數的人被香港警務處及入境事務處識別為受害者。

自2017年起,香港政府採用分為兩個階段的審核機制,來識別販運受害者。該機制分別在2016年及2017年識別了36名及28名受害者。2018年人數降至18人,到2019年更只有3人。

然而,香港非牟利人權組織Justice Centre Hong Kong指出,香港的販運受害者人數可能遠遠高於官方數字,更形容香港是人口販運的中轉站。Ariana訪問了Justice Centre的政策及研究主任李知樂,探討香港在反人口販運條例、執法工作及支援受害者等方面的不足之處。

Clients Waiting At Reception. Credit: Justice Centre
圖片來源: Justice Centre

Ariana:在香港,誰最有可能成為販運受害者? 

李知樂:到目前為止,香港尚未有全面的人口販運研究。但一般來說,外籍家庭傭工及性工作者最容易成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香港是外傭的主要工作地點,因此經常發生與人口販運有關的剝削事件。

我們在2016年發表了一份名為《Coming Clean》的報告,研究香港外傭受到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的情況。該報告訪問了 1,003名主要來自菲律賓及印尼的外傭,結果發現其中66.3%明顯受到剝削。她們可能在來源國受到中介公司誘騙來香港工作,例如接受到有關工作及住宿環境、法律文件、工作地點、僱主、工資及貸款等方面的不實資訊。

另有17%屬於強迫勞動,意指這些人因為受到威脅,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工作。在強迫勞動的受害者中,有14%在應徵時及前往香港期間受到剝削及虐待,包括被迫借貸以支付高額佣金、受到欺詐或禁錮,甚至遭受性侵及暴力對待。我們將這些人定義為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販運受害者。

報告顯示,在香港為數390,000名的外傭中,可能有超過9,000人(即總人數的2%)是因強迫勞動而被販運的受害者。

Ariana:可否分享你在Justice Centre碰到的人口販運受害者案例?

李:我們在2016年進行研究時接觸到一個個案,事主是一名26歲的菲律賓女性,我們稱她為Mary。為了支付保證金,Mary向菲律賓的僱傭介紹所借了很多錢,而那間介紹所為她安排來港工作的一切事宜。

Mary在2014年來港工作之前,介紹所沒收了她的護照及身分證,然後把她關在菲律賓一間培訓中心數日。她在中心遭到性侵犯及身體虐待,工作人員還威脅她說,如果她向菲律賓領事館或香港當局求助,就會傷害她的家人。

來到香港之後,Mary發現工作環境與介紹所和培訓中心所說的大有出入。她必須與另一名外傭共用狹小的房間,毫無私隱可言。她每天工作14小時、一個星期有一天休假,但在放假出門之前和之後必須工作。僱主還威脅要扣她的薪水,又不准她上網及使用電話。儘管對工作不滿意,她因為負債累累而無法終止合約。

[延伸閱讀: 掙脫枷鎖:馬達加斯加人販受害者在香港尋求庇護]

Ariana:香港有沒有特定的反人口販運條例?

李:人口販運罪行被歸入《入境條例》《刑事罪行條例》,但《入境條例》並未將人口販運定為刑事罪行,或對受害者提供任何保障,因此以乘坐快艇等非法方式進入香港的受害者,通常會被控非法入境。

《刑事罪行條例》在打擊人口販運上亦有許多缺失。整章條例中,僅第129條與人口販運有關,且僅規定:「任何人參與將另一人帶入或帶出香港,目的在於賣淫,即屬犯罪。」在這種情況下,因強迫勞動或其他目的而被販運的受害者就不能得到法律保障。

由於條例僅將以賣淫為目的的人口販運定為刑事罪行,那些犯下強迫勞動的販運者,如濫收費用的僱傭介紹所,只需面對較輕的指控,根本毫無嚇阻作用。

Credit: Justice Centre
圖片來源: Justice Centre

Ariana:《 2020年美國人口販運報告》批評香港未能對人口販運受害者提供創傷知情協助,對此你有何看法?

李:我們未曾建議受害人向政府的人口販運審查機制求助,因為即使被識別為販運受害者,政府也不會為他們提供額外的權利及保護,如臨時住處、社會支援、輔導服務、生活補助或豁免簽證延期費用等。

不過,其他非政府組織曾表示,他們協助的受害人在接受審查時飽受煎熬,例如警方有時會安排男警員盤問曾遭受性或性別暴力的女受害者。

警方也會提出一些無視受害者感受或責怪受害者的問題,例如「你為甚麼不逃走?」此外,盤問時間過長,問題也是千篇一律。受害者通常必須前往警局三至四次,詳述痛苦的經歷,令她們遭受二度傷害。這種令人沮喪的方法是審查機制成效低落的主要原因。

Ariana:政府及執法機構應採取甚麼措施以打擊人口販運及勞工剝削?

李:政府必須改革政策。首先,應該按聯合國《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行為議定書》引入全面的反人口販運法例,將所有形式的人口販運刑事化。政府亦應為販運受害者提供起訴豁免權,讓他們不被定罪。 

其次,必須為受害者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包括簽證延期費用豁免、臨時住處及輔導服務,亦應該為受害者提供更便利的作證方式,例如讓已經離開香港的人通過實時錄影作證。

對於家庭傭工,政府應廢除外傭必須住在僱主家中的規定,因為這令外傭更容易遭到剝削,如工作時間過長、必須隨時待命及缺乏個人私隱;亦應停止要求外傭在合約終止後的兩個星期內離港。這種政策令受害人不敢舉報虐待,因為她們擔心失去工作後,必須支付更多費用才能再次來港工作。 

最後,作為協助販運受害者的前線非政府組織,我們有許多經驗及專業知識可以與政府分享。希望政府能與我們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緊密合作,並且多聽我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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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ana:香港的普通市民如何幫助人口販運受害者?

李:多關心在鄰居或朋友家中工作的外傭。如果你發現她們在星期日仍必須工作、看起來不開心或非常疲憊,請慰問一下她們,然後介紹她們向相關的非政府組織求助,如家傭匡扶中心

許多香港人習慣了被外傭照顧,所以忽略了她們的權益。香港人必須明白,所有外傭都應該受到尊重及尊嚴的對待。

訪談內容略作刪改以求文意清晰暢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