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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不屈的藝術

這六名在香港尋求庇護的人來自世界各地,或因為逃離政治動盪,或因為逃離暴力,但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存活下來了。

Kaze Ndassi

在大嶼山的一個小小藝術工作室裡,雕塑和生動的油畫從地板堆到天花板,滿滿當當;一組套裝鼓安放在角落裡,幾乎被一堆動物印畫和花布完全掩埋。房間正中央是Kaze Ndassi正在趕製的一個手提包。「它是可以環繞著你的藝術。」Ndassi說。

Ndassi的叔叔是一位畫家兼雕塑家,對他的創作熱情影響尤深。16歲那年,Ndassi考進喀麥隆的藝術與文化學院,在那裡,他見識到音樂的力量,以及他的祖先如何運用符號將整個社群聯繫起來。

然而,提到喀麥隆的政治動盪時,他低沉的聲線顯得特別有分寸。那是他的祖國,數十年來在專制統治之下,腐敗橫行。他的家庭敢於對社會公義的議題發聲,但在他的兄弟被當局捉拿後,Ndassi擔心自己的安全,遂於2006年逃到香港尋求庇護。

剛來到香港時,這位45歲的藝術家必須將他的藝術工作束之高閣。在他的庇護申請被處理期間,他被扣留在屯門的大欖懲教所,「我開始萌生在尋求庇護者當中創造藝術的念頭,我認為這是讓他們處理壓力的一種方法。」在被扣留期間,很多尋求庇護者都必須面對長久的未知。

這個想法持續在他的腦海中醞釀,到了2012年,Ndassi在香港難民聯會成立了一個非洲鼓小組,提供「擊鼓治療」,「你打鼓越多,就能釋放出越多能量。我嘗試向人們解釋打鼓有甚麼作用,以及怎樣幫助你平衡生活。」

同年,Ndassi成立了混合敲擊樂隊Afritude。這個現已易名為Afritude Plus Kaze Arts的藝團,共有八名來自非洲的成員。Ndassi渴望團結不同文化的人,在這個理想的驅使下,Ndassi還在2014年創辦了One Love Community,舉行以音樂、食物和創意活動為主題的社區聚會。

在個人藝術創作方面,Ndassi從2015年開始展出他的多媒體裝置藝術。在致力於滅貧和個人發展的非政府組織NAVTI基金會贊助下,Ndassi在中環藝穗會舉辦了長達一個月的個人展覽,「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關於團結、和諧和自然。我想讓人們知道,我們是一樣的,即使我們的膚色不同。」

我想讓人們知道,我們是一樣的,即使我們的膚色不同。

Kaze Ndassi

時至今日,Ndassi已經是一位有三個孩子的已婚父親,也是香港創作圈中的知名成員,「你創作藝術的時候,白色、黑色和紅色是不一樣的。但當你將它們放在一起,它們的差異就會帶出畫作的美麗。混合顏色能創造魔法,人類亦然。」

Innocent Mutanga looks out at Hong Kong's Central district
Innocent Mutanga looks out at Hong Kong’s Central district

Innocent Mutanga

Innocent Mutanga才四歲就在家鄉津巴布韋的布拉瓦約市站上了教堂的講壇;到八歲時,他已經在社區會議上發表講話了。

Mutanga成長於單親家庭,媽媽一手帶大他和另外兩個孩子。他對知識的好奇並沒有白費:19歲的時候,他獲得獎學金,到美國修讀精算。

Mutanga經常就各種議題發表見解。回到津巴布韋後,他開始討論選舉權利。然而,在這個歷史上多有選舉舞弊的國家,Mutanga的政治表態引起了當局的注意。當他的夥伴開始消失,Mutanga知道自己不再安全,最終在2013年首次乘飛機前往一個免簽證地點,落地香港。

在這個新城市裡,Mutanga很快就明白到世事並非盡如人意。作為尋求庇護者,他權利極少,而且因為文件問題,無法返回美國讀書。

儘管遭受挫折,Mutanga仍然決心要繼續學業。2014年,等待免遣返聲請審批的同時,他在中文大學、城市大學和香港大學旁聽了人類學、語言學和日文課程,同時爭取正式入讀高等院校。

2016年,Mutanga成為香港第一個被允許上學的尋求庇護者。為了達成目標,他苦苦研究本地的入境體系,並與處理他個案的入境處職員保持良好關係。

「人們常常誤以為在官僚系統中的人沒有人性化的一面。但其實許多公務員加入公務系統都是為了造福社會,如果你給他們這個機會,他們會盡全力實現真我和初心。」他坦率地說。

一獲得入學的法律許可,Mutanga便申請入讀中文大學的人類學本科課程,「為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裝備自己」。與此同時,他仍然要繼續爭取庇護。2017年,他終於獲得香港居民身分,拿到了香港居民身分證——這個結果是很難得的。

2019年5月,Mutanga從中文大學畢業,之後加入了高盛的交易場。與此同時,他亦決心推廣平等權利,「我思考很多關於黑人和非洲人的問題:無論我們走到哪兒,我們都被當成垃圾。我們怎樣才能改變這種狀況?我們怎樣才能保證自己得到有尊嚴的對待?」

懷著這個目標,Mutanga在2017年跟伙伴共同成立了The Wandering Voice。這個定位香港的社會企業致力於「為尋找身分和希望的人提供一把積極的聲音」,幫助外來家庭傭工、難民和少數族裔融入社會,項目包括在尋求庇護者的家中一同煮食,以及教授傳媒技巧,比如寫作、編輯和短片製作等。

Mutanga一直為不同的非洲人創造機會尋找方法,他在2018年10月成立了關注難民議題的社會企業Harmony HK,合夥人是21歲的剛果模特兒Harmony “Anne-Marie” Ilunga。這個社會企業為少數族裔搭建平台,通過藝術、音樂、時尚等方式展現他們的才能,並在九龍逸東酒店舉行的兩年一度時尚活動Harmony Show中展示出來。

2019年1月,Mutanga啟動了另外一個社會企業項目Africa Centre Hong Kong(香港非洲中心),作為非洲與華人社會之間的橋樑。每月活動包括講座和關注中非關係的「爐邊對話」,還有非洲文學讀書會和非洲兒童俱樂部,均歡迎不同族裔的兒童和家庭參加。

「我希望這些孩子有一個機會。我不想他們內化了標籤帶給他們的限制。他們的父母可能是難民,但這些孩子不是。我們要讓大家都明白這件事。」Mutanga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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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thi Siva

16年前,年僅29歲的Amanthi Siva*逃離祖國斯里蘭卡的政治暴力來到香港。她的丈夫被折磨並槍殺,而Siva更被迫與一歲的女兒分開。如今,Siva只知道自己的女兒住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的一個庇護所中,「她還好。」除此以外,她幾乎一無所知。

「剛來到香港的時候,狀況很艱難,我不懂得這裡的語言,我也從來沒有工作過,因為我的家庭非常傳統,我是一個家庭主婦。」
Siva靜靜地解釋道。

Siva在基督教勵行會學英語,這個民間組織致力於改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生活。後來,她加入了為期一年的瑜伽老師訓練班,「我選擇以瑜伽來尋找平靜。」她回憶道。「我承受著很多壓力,我知道瑜伽可以治療我,並有助處理各種心理問題。」

不過,對Siva這樣虔誠的天主教徒來說,學瑜伽亦有一定的障礙。她在香港的一些教徒朋友警告她,瑜伽可能會影響她的性靈,甚至可能導致她皈依佛教或者印度教,然而Siva並未被嚇倒:「瑜伽給我們內在的力量去面對問題。難民有很多問題要解決,瑜伽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對的路。」

Siva希望與其他尋求庇護者分享瑜伽對身心的益處,但發現當中許多人有強烈宗教信仰,因而拒絕嘗試。在探索意外地分化的瑜伽世界時,Siva亦發現了另外一項被廣為接受的體育活動:跑步。

大約四年前,Siva開始參加香港慈善組織RUN的訓練,該組織旨在以體育活動使弱勢的難民得以康復。這個經驗不但能為Siva提供與香港本地社群接觸的機會,更重建了她的身心力量。

2019年1月,Siva入選為少數能代表RUN參加超級馬拉松的成員,「我們為了這個100公里的賽事訓練了好幾個月,最終他們只選了三個人。他們要很確定,我們的心理狀態足夠強壯。」Siva自豪地說。

今日,45歲的Siva覺得自己前所未有的健康和強壯;她也獲得了難民地位的確認,但這並沒有為她帶來許多的額外好處,「香港沒有簽署難民公約,所以他們其實幫不了我們。這就是他們的體系。我不能把我的女兒帶來這裡,我也不能工作。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跑步、爬山、做瑜伽,這些事讓我快樂。我所期望的不多,我只希望和女兒過上簡單的生活,這就是我的夢想。」

*應受訪者要求已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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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us from Togo at a football game practice 72 dpi

Darius

Darius是來自西非國家多哥的31歲前法律系學生,他的生活中只有兩件大事:運動和人權。

2012年,Darius逃離祖國的政治動盪來到香港尋求庇護。在本地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下,Darius報了英文、普通話和廣東話班,「讓自己忙碌和不斷學習」。發展語言技能的同時,Darius開始在香港的本地學校中分享難民的掙扎,推動跨文化理解和挑戰人們對流離失所者的負面印象。

大約在2016年,Darius開始參加體育活動,尤其是踢足球,他認為這是一個推廣平等、對抗偏見的平台,而且可以達到「挑戰人們的思維」的理想。他是香港「難民」足球隊All Black FC的隊長,這個身分算是對他的信念的明證。

All Black FC由中非前職業足球員Medard Privat Koya在2016年成立,致力於改善非洲人在香港的形象。雖然首批球員均是來自非洲的尋求庇護者,但現在球隊也歡迎所有人加入。Darius說這項運動很重要,因為在賽場上,球員們是以技巧而非身分一決高下。

Darius意識到運動能破除刻板印象,於是在今年成立了一所多項目體育學院Legends。在體育學院裡,他擔任孩子們的足球教練,並與他們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在運動以外,Darius還是Global Youth Connect的難民和少數族裔核心代表。這個位於沙田的民間小組通過促進全球各地的年輕倡議者與基層非政府組織、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持份者一同合作,以推動人權進步。

Darius更將這個項目帶入院校,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等等。他在本地社群中也非常敢言,在2018年的TED Talk灣仔站中演講了難民如何可以為香港的社會和經濟變化帶來積極貢獻。

結婚之後,Darius獲得了香港居民身分,自此可以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出席跨地區會議,與亞太難民權利網絡開拓新方式去支援難民的社群、制訂政策和鼓勵基層倡議。這個網絡齊集了來自29個國家的公民社會組織和個人,旨在通過聯合倡議和外展,推進當區難民的權利發展,「我們(難民)是道出身為難民的處境的最佳人選。」Darius說。

2019年12月,Darius將到訪瑞士,出席首年舉行的「全球難民論壇」,會議希望鼓勵更多針對大規模難民活動的人道主義回應,減少接收國的壓力,並促進難民的自力更生。

現年31歲的Darius完全沒有閒下來的意思。實際上,無論在生活上還是工作中,他都在尋找新方法支援難民,「我的夢想仍然是成為一名律師,而那是會成真的,無論要多久。」他所說的,正是他在多哥被中斷的法律學院之路。

「我想回到非洲,做點造福當地人的事。我認為問題要從源頭解決,而那就是為所有人創造平等的機會。」

Clarisse Akonyi at her workshop  XXX
Clarisse Akonyi at her workshop XXX

Clarisse Akonyi

Clarisse Akonyi曾是一名護士,在2011年她為躲避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動亂,與兒子和女兒一同來到香港尋求庇護。

和其他尋求庇護者一樣,Akonyi面對著新環境,還有摻雜其中的敵意。在基督教勵行會的幫助下,她學會了英語;及至2012年,Akonyi認識了一位瑞士女職員,並在她的鼓勵下開始學習鉤花藝術。一輩子從未拿起過鉤花針的Akonyi發現,鉤花時那種冥想般的狀態有助於平靜她煩擾紛亂的內心。

Akonyi的設計技巧漸趨成熟,從製作簡單的嬰孩被單,到聖誕裝飾,再發展到軟綿綿的玩具,比如泰迪熊和長頸鹿。「無論我去哪兒都帶著針和線。」Akonyi笑著說。

2012年,Akonyi成立了她的首個藝術和手工藝小組,為女性提供安全的環境聚會並分享技巧,同時建立一種社區感。2017年,Akonyi進軍時尚界,在Table of Two Cities的創辦人Tegan Smyth的幫助下成立了Art Women。Table of Two Cities是一個通過食物讓難民們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文化的社區項目。

兩人成立Art Women的目的旨在為承受各種創傷的女性提供諮詢和治療。小組中約有15名母親,均來自索馬里、肯亞、烏干達、盧旺達和埃及等國家。

每個週六,參與者都會在荃灣的共享工作空間MakerBay相聚,並通過創意工藝把自己從日常壓力中解放出來。「我不會問這些女性的過去。那就像把她們推向她們的創傷一樣。」Akonyi說。

Art Women還走出香港,幫助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人,「在我的國家有孤兒、無家可歸的婦女、因遭受強姦而被自己父母拋棄的女性。」Akonyi一臉嚴肅地說。Akonyi與剛果村莊的慈善組織合作,將縫紉機送回家鄉,讓當地人學習到縫紉技巧,並「學會幫助自己」。

在香港,Art Women將非洲設計帶到Harmony Show的T型舞台,這個兩年一度的匯演由Akonyi的女兒Harmony “Anne-Marie” Ilunga主辦。Art Women的設計混合了中非布料,創造出獨特的文化交集,而Akonyi計劃於未來加入印度布料,提升美感的多元性。

談及她聚集起來的一班婦女時,她說:「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很自在。我開心,是因為她們開心。」她如何定義「賦權」這個字?Akonyi毫不猶疑地說:「女人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Paul Arafa
Paul Arafa has since moved to Canada XXXX

Paul Arafa

當Paul Arafa走進我們約定的一家九龍咖啡館時,我一眼就認出了他。他高大魁梧,長髮深色且捲曲,這名埃及男子在香港的街上非常惹眼。

Arafa早已習慣與眾不同,「10年前我從伊斯蘭教改信基督教。那是我的第一個問題。我的第二個問題是,我是同性戀者。」

25歲時,Arafa向他虔誠的穆斯林家庭坦陳了他的性取向和宗教信仰。家人無法接受;家庭關係破裂,並導致Arafa在2010年出走。

「我不喜歡伊斯蘭教,也不喜歡伊斯蘭教法。裡面有太多關於仇恨的東西。我也不喜歡我的宗教老師和我的父親。」Arafa說。

在埃及,同性戀可以導致入獄、折磨、拘禁、社區迫害,甚至謀殺。Arafa的家族很大,他直覺家族中很有可能會有人舉報他,因此他向教會尋求保護。
一名基督教牧師收留了Arafa,並保護了他足足五年。

為安全起見,牧師建議Arafa跨越國境,進入蘇丹。Arafa在蘇丹逗留了一年,但在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為主的地方,一個同性戀基督徒的處境很快變差,他遂坐上了前往香港的飛機。

Arafa在2016年抵達香港,但馬上就陷入一種迷失的狀態。在一個本地教會和數個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下——包括基督教勵行會和Justice Centre,Arafa開始找到自己的路向,以及幫助他渡過難關的力量之源,「我在埃及的時候,我爸爸試圖把我從同性戀變成異性戀,只有一件事能幫助我:跳舞。」

根據他母親所言,他還在她肚子裡才七個月大時就開始跳舞。實際上,Arafa的阿姨也是一位知名的肚皮舞者,他還記得自己小時候曾和她一起表演。

在香港,35歲的Arafa會跳莎莎舞、探戈、爵士等多種舞蹈,但肚皮舞是讓他感到最自然的,「當你聽到音樂,你的思想就會跳躍到另一個世界。舞蹈就是從那裡來的,而不是來自指令。」Arafa說。他特別喜歡給傳統埃及電影中的情節加上一點個人變奏。

「我的夢想是改變埃及肚皮舞的文化。傳統上,只有女性可以跳肚皮舞。但肚皮舞——實際上所有舞蹈都是給所有人的。」

兩個本地教會,包括對性小眾友善的基恩之家和九龍佑寧堂,都給Arafa提供了表演的場所,還有社群的歸屬感。不過Arafa從未覺得自己在香港被完全接受。他較深的膚色讓他成為被歧視的對象,而他的愛好肚皮舞在香港也並不是主流。

Arafa於2019年已移居到加拿大溫哥華,並希望在那裡尋獲更多文化認同,「我的夢想是有一天可以成立肚皮舞學校,支持亞洲、中東和埃及的性小眾群體。」Arafa最終希望幫助其他難民找到表達自我的自由,不論他們有何種宗教信仰和性取向,「如果有積極的例子,那麼改變是可以發生的。」   

*應受訪者要求已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