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Content

超越國界

我們採訪了社運人士、尋求庇護者、學生、記者、教授和議員,以了解他們對港澳尋求庇護者面對的問題有何看法。

香港

難以融入

難民支援計劃「Harmony HK」與「Learning Together」的創始人Harmony “Anne-Marie” Ilunga談到了尋求庇護者面臨的最大挑戰:

「我12歲的時候便與母親和弟弟從剛果來到香港,當時我只會講林格拉語和法語。這讓我很難與他人交流,並覺得自己備受泠落。但當我學會英語後,情況開始變好了。」

「尋求庇護者在香港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他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他們不被允許工作,這意味著他們無法養活孩子和解決基本需求,這樣可能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Harmony “Anne-Marie” Ilungaa

Harmony “Anne-Marie” Ilungaa

陷入困境

香港大學人權法課程主任Kelley Loper解釋尋求庇護者的法律地位:

「從技術上來說,在香港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仍然是『非法移民』,不能獲得任何合法身分或居留許可。他們基本上陷入了困境,沒有工作的權利,生活被迫停頓。」

「香港為面臨迫害、折磨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的待遇或處罰的難民提供基本保障。然而,他們不能在香港定居,並且必須等待第三方國家接受他們的居留請求。世界上需要重新安置的難民比可供安置的地方更多,這往往會造成漫長的,甚至毫無結果的等待。」

「香港應該為難民和有機會遭受嚴重傷害的人士提供合法身分,此外,他們還應該享有工作的權利,這樣他們才能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

停滯不前

香港民主派議員張超雄分享了他對難民困境的看法:

「香港對難民並不是一個友好的地方,因為香港沒有簽署任何有關難民身分的公約,這意味著尋求庇護者雖然可以暫時留在這裡,但不能獲得永久居留權。」

「尋求庇護者生活在痛苦之中,申請難民身分的過程亦非常漫長。許多人等待了超過五年,而數千人更被困在這座城市裡,無法離開。我和許多尋求庇護者談過,他們都表示不能做任何有意義的工作,所以他們很容易產生情緒或精神困擾。」

「難民兒童的處境尤其堪虞。他們視香港為家園,可是,由於政府不資助他們中學畢業後的教育,他們的前程都被耽誤了。」

Fernando Cheung

張超雄

共冶一爐

九龍佑寧堂「難民廚房」舉辦人陳嘉認為突破隔閡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們的教會活動中有30到40名難民,他們真的很喜歡烹飪,而且他們所做的菜餚非常美味,因此我在2016年開始有了『難民廚房』的構思。既然香港人喜歡飲飲食食,為甚麼我不把它與公眾教育和尋求庇護者的權利結合起來呢?」

「我們每月組織一次難民廚房,讓來自不同國家的難民為35位本地客人製作自家菜。這些客人透過捐款參與活動,並有機會聽到難民分享他們來香港的故事,以及介紹他們國家的文化。」

「香港人一般不太了解非洲國家及文化,所以他們都很感興趣,亦非常投入。一位難民廚師告訴我,在與香港人接觸之後,她覺得自己更能被社群接受。」

Timothy Chan

陳嘉

青年之聲

18歲學生成港中認為香港人對尋求庇護者缺乏同情心:

「一般來說,香港人對尋求庇護者不是太友好。我們心態保守,加上教育不足,這導致我們對尋求庇護者的問題缺乏了解,更不用說香港的媒體對他們的惡意抹黑了。」

「我承認我是一個有偏見的香港人。部分南亞人讓我感到不安,因為我總覺得他們可能犯過搶劫或縱火等罪行。而且我不懂他們的語言,所以和他們交流會讓我感到不舒服。」

Rax Cheng

成港中

澳門

官僚桎梏

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分享了對澳門現行政策的看法:

「雖然政府已經採取措施審查申請難民身分的人士,但我們認為這些措施似乎有欠主動。例如,有關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缺乏協調與合作,而在許多情況下,尋求庇護者不知道他們應該做甚麼。」

「從長遠來看,我們認為政府可以在機場和海關採取更積極的措施,比如允許非政府組織設立特別櫃檯幫助難民和尋求庇護者。」

Paul Pun

潘志明

正當程序

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副教授Francisco Leandro解釋為甚麼庇護確認程序如此復雜:

「要公正、迅速和透明地確認尋求庇護者的法律身分是很困難的。首先,整個程序必須遵守兩項重要原則:不歧視和不遣返。」

「另一方面,正當程序必須確保該制度不被濫用於其他目的,如人口販運、宗教迫害、洗黑錢、政治目的,或僅僅作為建立新經濟移民的一種方式。人們已開始在非正式組織中討論這個問題,這有望促成新的法例,以更好地保護尋求庇護者等弱勢群體。」

Francisco Leandro

Francisco Leandro

已知局限

澳門善牧會社工郭安瑩認為澳門沒有能力處理難民問題: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澳門曾經有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營地,直到當中大部分人被其他國家接收。不過,亦有部分人選擇在澳門定居,並與本地居民結婚。」

「如今,澳門是一個擁擠的城市,空間和資源都是一個挑戰。我認為,如果現在有尋求庇護者來到這裡,他們的需求幾乎是無法被滿足的。這不會像以前那麼容易,因為以前人比較少。」

Ana Catarina Alvarez D

郭安瑩

隱形人群

2016年紀錄片《Boat People》的製片人兼澳門記者Lina Ferreira分享了她所觀察到的變化:

「澳門遵循有關難民處理的國際公約,並於2004年通過了一項法例,為難民提供基本需要,如食品補貼、住宿、醫療保健和兒童入學。」

「儘管過去以歡迎難民而聞名,但現在很少有人(向澳門)尋求庇護,所以尋求庇護者基本上是看不見的。2015年,我採訪了一位在澳門的尋求庇護者,當時他已經等待了四年的時間。」

「澳門人需要向政府施壓,以加快審核程序,而不是讓他們在無法工作的情況下等待多年。這與70年代越南難民的情況不同,當時他們被非正式地允許工作,並得到一點尊嚴。」

青年之聲

就讀於粵華中學的14歲學生黃顥言認為尋求庇護者應該被賦予工作的權利:

「大多數人認為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來自戰爭頻繁的國家,但實際上有些人是在家鄉受到政府壓迫,才逃到別處尋找更好的生活。」

「在澳門,我認為我們不應該禁止尋求庇護者工作,而是給他們工作機會,讓他們可以擁有經濟自由,這樣的支持方式對他們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