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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文章

澳門

不可能的抉擇

每年,數以千計的東南亞女性來到澳門,希望找到收入較佳的工作。
然而,不斷高築的債務和嚴格的簽證限制往往令她們處於弱勢。

Sunni Anwar*帶著一顆沉重的心來到澳門。那是2017年1月,來自印尼港口城市井里汶(Cirebon)、27歲的Anwar剛剛從香港搬到澳門,離開了認為她犯錯就把碗砸向她的首個僱主。

Anwar的兩名幼子和年邁且患有心臟病的父親都在千里之外,而她自己則債務纏身,欠下一間在印尼的僱傭中介和訓練中心兩萬元港幣(折合約為3,600萬印尼盾,超過印尼人均年收入)。那間中介公司與一家澳門公司合作,安排Anwar到澳門做一份新工作,並收取她廣東話課程費用、從印尼出發的機票費、中介費,以及從香港遷到澳門的費用。

來到澳門後,Anwar為一對30多歲的當地夫婦打住家工。這對夫妻和丈夫的父母一起住。Anwar的月薪是4,000元澳門幣(其中2,500元澳門幣會直接用於每月還款)。

一開始那幾日,工作尚算穩定,一切在意料之中。然而,很快就出了狀況。一天下午,Anwar和老爺獨處家中時,老爺開始撫摸她,並強迫她和他發生性關係。嚇壞了的Anwar推開了他,明確表示拒絕。可是因為害怕丟掉工作,她沒有對家中其他人說出這件事,只告訴了中介,希望他們可以幫她結束合約和找一份新工作。但中介拒絕。

就如很多其他同類個案一樣,侵犯變得越來越頻繁:在那之後的五個月之間,只要他們一獨處,老爺就會試圖猥褻Anwar,而且這些情況經常出現,因為老爺已經退休了。有一次,他甚至提出給Anwar9,000元澳門幣,要她和他發生關係。

她拒絕得越多,他就越變本加厲。有一天,他把Anwar逼到牆角,扯掉她的褲子,把她拋到床上。Anwar相信,如果不是老爺的兒媳剛好回到家,他已經強暴了她。他離開房間的時候,還警告Anwar說:「閉嘴,否則就殺掉你,」同時做出割喉的手勢。 那次襲擊促使Anwar開始蒐集老爺侵害她的影片證據。同時,她別無他法,只能繼續工作。「我需要錢來支付我父親的心臟病治療費。我不想回家。」她說。

Erik Lestari, Indonesian migrant rights' activist
印尼移工權益倡議者Erik Lestari。

法律保障不足

Anwar是2017年在澳門工作的2.7萬名印尼、菲律賓和越南家庭傭工之一。截至2019年5月,這個群體已經增至約三萬人。儘管她們對當地家庭和澳門經濟的貢獻不可或缺,她們卻仍然處於弱勢,甚少能夠得到法律的保障。

「家庭傭工面對著各種虐待,包括強迫勞動、被沒收護照以及性騷擾。」家傭兼印尼移工權益倡議者Erik Lestari說。Lestari指出,大部分家庭傭工都沒有能力舉報任何虐待行為,因為移民法律嚴重傾斜於僱主。

根據澳門的僱傭法例,一旦非澳門居民的工作簽證(又稱藍卡)被終止,無論是因為本人辭職還是被辭退,他們都只能繼續在澳門逗留二至八日,日數取決於他們在澳門已經居住和工作了多久。如果他們無法在這段時間內找到新工作,並獲得新的工作簽證,就必須回到母國。

據報導,這些規定是為了防止非本地勞工故意怠工,從而透過被辭退而獲得遣散費,包括未放年假的薪酬、合約餘下月數每月三個有償工作日的薪酬,以及一張返回他們原居國的機票。

獨立移工權益倡議者兼Greens Philippines Migrant Workers Union主席Nedie Taberdo說,實際上,二至八日的寬限期未能阻止家庭傭工跳槽,因為她們多數會在現有合約終止前找到新工作。Taberdo相信,有關規定只會讓僱員不敢舉報任何精神、身體或性方面的虐待事件。

這些嚴格的規定,對於已就受虐正式向警方報案的僱員也沒有例外。一旦僱主發現自己的僱員報了案,他們可以立即辭退僱員,並終止其工作簽證。「你如何能在幾天之內就找到另一份工作,並完成所有申請藍卡的程序呢?」Taberdo問。

在給Ariana的一份書面回覆中,勞工事務局表示,有關政策不影響僱員尋求公道的權利,就算是在他們離開澳門之後,他們仍擁有追訴權。該局表示,局方收到僱員投訴之後,他們會「展開調查,包括向勞資雙方了解具體情況、蒐集資料或證據等。倘僱員於個案調查期間須離開澳門,調查人員會繼續與有關僱員保持聯繫,(或者僱員)可授權第三人跟進個案,故此,有關僱員的勞動權益,並不會因其須離開澳門而有任何受損。」

Taberdo說,勞工事務局的跟進只是例行公事(很多時候菲律賓傭工會收到局方發來的中文信,而她們根本看不懂)。她也質疑當局和投訴人的通訊,在沒有進一步實質行動的情況下,可以進展到甚麼程度。

Lestari也有同感:「受害人可以授權第三方代表處理,但到了要提供證詞和進一步證據的時候,她們便必須人在澳門。」Lestari不確定受害人是否有能力支付為調查而飛回澳門的路費,尤其是考慮到她們已經欠下的債務。她說大部分受害人都會半途而廢,而這合了所有人的心意,除了受害人自己。

Nedie Taberdo, migrant rights' activist
移工權益倡議者Nedie Taberdo

泥足深陷

2017年6月,Anwar帶著影片再次向中介求助,希望這些證據能說服他們幫她另外找一份工作。然而,Anwar說中介不但沒有支持她,反而要她刪除證據,並錯誤地聲稱,如果她把這些影片交給警方,她會因為在未得片中男子同意的情況下拍攝他而受罰。更糟糕的是,中介拒絕交還Anwar的護照、結婚證明和家庭卡(一份列出直系家庭成員聯絡資料的正式文件)。

澳門律師José Abecasis指出,Anwar不會因為偷拍這些影片證據而受罰。「在我見過的很多案例中,這些影片會被採納為證據。根據我的理解,澳門《刑法典》第186條不適用於這個情況,因為她拍攝這些影片的目的不是為了曝光對方的性生活,而是為了揭發他的罪行。」

更甚的是,中介還強迫Anwar簽署一份放棄舉報施虐者權利的協議,同時禁止她打電話給朋友或律師求助。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認為,Anwar在中介公司的經歷已經讓她成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根據澳門防止人口販運的法例,該中介公司已經犯下了強迫勞動的罪行,因為它沒收了Anwar的護照,並限制她的自由。

Anwar的個案並非孤例。澳門大學在2019年的一項調查(至本刊截稿前仍未公開發佈)發現,在700名參加調查的家庭傭工中,7.8%曾經在受僱期間被沒收過護照。

國際家事勞工聯會(IDWF)亞洲地區總召葉沛渝相信,Anwar的個案反映中介對於家傭剝削問題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幸的是,這些僱員不了解自己在澳門的權利。她們被中介送到國外,而在整個過程中,中介是她們唯一知道的機構。對於那些在澳門時間不長的人(比如Anwar)來說,如果她們遇到問題,她們只能找中介求助,但中介只會透過剝削壓榨她們來賺錢。」她說。

Anwar說中介同意幫她找新僱主,但條件是她必須遵從他們的指令,包括銷毀影片證據,並同意不報警。否則,她就會失去工作並被送返印尼,而且從此被列入來澳工作的黑名單。此外,她也知道她的家人可能會被要求支付她欠下的債務。Anwar覺得,她除了服從,別無選擇。

Ariana聯絡過那家中介公司,回應的經理拒絕透露名稱,但她堅稱,公司從來沒有強迫任何家庭傭工簽署任何合約。「我們知道你講的是哪個人。這麼多年只有一宗個案(和性侵犯有關),但我們從未強迫任何人簽署這樣的協議。你可以帶她來。我們不介意當面對質。」當Ariana再次聯絡該中介公司的時候,經理拒絕再就Anwar的情況作任何評論,並稱公司保留針對誹謗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

在Anwar做了中介要求的事後,她說中介讓她入住他們的其中一個宿舍,並在兩周之後給她找了一個新僱主。一開始,Anwar很猶疑是否要接受這份工作,因為她覺得僱主太太的態度特別冷淡,但中介告訴她,她必須盡快決定,因為她的現任僱主很快會終止她的藍卡。

又一次,Anwar別無選擇。2017年6月下旬,她開始到新僱主家當家庭傭工。這份工作的薪水夠她付清餘下的債務。可是她再也無法相信中介了。「他們只是想要我們的錢。他們完全不顧我們的死活。」她說。

Fish Ip, 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Federation
葉沛渝,國際家事勞工聯會

沒時間討公道

2017年7月,當時26歲的Windy Tanedo離開在菲律賓丹轆市(又譯打拉市)的故鄉,持旅遊簽證來到澳門。此前她要賣掉母親在家鄉的房子,才能支付出國的費用。她指望能在澳門多掙點錢來養活家人。

經朋友介紹,她開始為一對30多歲的夫婦打住家工。這對夫婦給她申請了工作簽證。拿著每月4,000元澳門幣的標準薪水(比她在家鄉一個加油站做收銀員所掙的多一倍),Tanedo的首要任務是照顧男僱主67歲的母親。

頭七個月都很順利,Tanedo和這家人相處得很好。然而在男僱主的母親去世之後,男僱主就開始展現其黑暗的一面。有一天,Tanedo正在客廳拖地。她一抬頭,看見他坐在沙發上自慰。震驚的Tanedo立即離開客廳,假裝甚麼都沒有看到。

那次之後,只要他太太不在家,他就會在Tanedo面前自慰,而如果Tanedo離開房間,他就會跟著她,並繼續那樣做。驚恐而困惑的Tanedo保持沉默了接近四個月,因為她知道自己手上沒有性騷擾的證據。

我只是希望這件事快點過去,不用再生活在恐懼中。

Windy Tanedo

有一晚,Tanedo躺在床上,男僱主走進了她的房間。他走近她身邊,把臉湊向她的臉,只盯著她。雖然他沒有碰她,但Tanedo說那幾分鐘就像永遠那麼長。「我非常害怕,完全動彈不得。」她回憶道。自那天開始,她把一把刀藏在自己枕頭底下。

另一次驚嚇很快到來。2018年6月,Tanedo正在洗澡的時候, 她一抬頭,就看見一部iPad吊在小窗:男僱主正在拍攝她。Tanedo躲在浴室哭泣,之後才鼓起勇氣報警。警方幫她錄了口供,並陪她到僱主家裡拿走個人物品。

那對夫婦同意私了這件事,支付了Tanedo 8,000元澳門幣,並在終止合約之前給她時間找新僱主。在一名朋友家中住了一個星期之後,Tanedo通過一間本地中介公司找到了新工作,中介收了她5,000元澳門幣。

Tanedo認為私了是不夠的,不過面對不斷增加的財政壓力,她需要盡快找到新工作。「我沒興趣知道怎樣做才能討回公道。我只是希望這件事快點過去,不用再生活在恐懼中。」

Walking on the street
Windy Tanedo

所有人的噩夢

Anwar和Tanedo都在沉默中受了幾個月的折磨,潘志明說這種情況並不鮮見。他解釋,當人遠離家鄉的時候,他們更傾向於避免衝突。「對於家庭傭工而言,她們關心的是激怒了僱主會有甚麼後果。」他說。

不過,潘志明強調受害人必須發聲,或者至少報警。「通過舉報騷擾和侵犯,她們可以將自己的問題轉化成社會議題,並推動政府採取行動,調整相關政策。」

在情緒層面,潘志明相信,舉報騷擾不止有助受害人抒發部分沮喪情緒,還有助一個家庭重回正軌。「人們傾向認為,舉報虐待會摧毀一個家庭。但事實上,當一個家庭中有一個人在虐待另一個人,其他家庭成員在心理層面上也在受虐。那對所有人來講都是噩夢。」

我們不能讓入境政策凌駕一個工人討回公道的權利。

葉沛渝

為了鼓勵更多舉報,潘志明認為,出入境管制廳應該給已經報案的移工合法居留期,直到他們的案件完成處理。同時,他說本地NGO可以在工人居留期間提供支援。「是有虛假指控的風險,但我不認為這會非常普遍,因為通常移工要借錢才能來澳門,如果他們不工作,他們就有麻煩了。」

國際家事勞工聯會的葉沛渝也認同,嚴格的非法移民法規和將他們驅逐出境的規定,使得家庭傭工無可能舉報被虐。她強調:「勞工事務局和出入境管制廳必須更好地配合。我們不能讓入境政策凌駕一個工人討回公道的權利。」

除了移民政策需要檢討,葉沛渝也認為澳門社會有很多方法可以合作,以保護弱勢的移工。「勞工事務局可以安排家訪,了解家庭傭工的福利狀況,還可以做更多宣傳,讓公眾知道虐待和騷擾是錯的,而且要接受法律的懲罰。」

A workshop hosted by IDWF teaches domestic workers about their employment status in Macao
IDWF為家庭傭工舉辦工作坊,讓她們了解家傭在澳門的就業狀況

一個都太多

去年,澳門治安警察局接獲六宗家傭受到僱主或僱主親屬侵犯的個案,當中,警方處理了一宗報稱強姦案及五宗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案(即導致身體或心理損害的襲擊)。強姦案已移交司法警察局跟進。

潘志明指出,澳門明愛在過去兩年收到一宗正式投訴,當中涉及一名家庭傭工表示她被性侵犯。

不過,潘志明強調,在澳門這樣的小城市,一宗個案也已經太多了。「如果我們可以鼓勵到受虐者去舉報,即使只有一個人,也可能激勵到更多受害人走出來。」

Tanedo說她用了足足六個月才能面對曾經發生的事:「以前,我每次講起那段經歷都會哭。」現在,她說現任僱主很好,她也終於儲夠錢買回媽媽的房子。儘管生活在慢慢復原,Tanedo仍然相信,家庭傭工需要得到法律的保護。「沒有更好的法律,有些老闆就會繼續不顧我們的死活。」

至於Anwar,她的父親最近去世了,而她繼續留在澳門工作,經朋友介紹找到了新的僱主。Anwar正在努力忘記創傷:「雖然我正在慢慢好轉,但我仍然對自己的經歷感到非常憤怒。我每次想起都會哭。」

Anwar說她仍然害怕和男性獨處。她工作的時候總是穿著長袖衣服和長褲,她的男僱主不小心碰到她的手她也會很緊張。她也盡力確保自己不會和他獨處一室,即使他一直表現得非常規矩。當男僱主問她是不是有問題的時候,Anwar會說她是穆斯林,所以被禁止與男性有肢體接觸,除非那是她的丈夫。

「我只能那麼說。那不是一件你可以隨便告訴別人的事情。創傷可能某天會消失,但我不知道是甚麼時候。」Anwar解釋道。

*為保護受害人身分已使用化名。


Icy Kam, chairperson of the New Macau Association and a member of the Concern Group of Sex Crimes
新澳門學社理事長兼性犯罪關注組成員甘雪玲

保護不足

我們向澳門倡議者甘雪玲了解當地法律保護措施有何不足。

相對於其他已發展城市,澳門對性騷擾提供法律保障的時間較晚。澳門的性騷擾法在兩年前才正式實施,法例將未經同意的身體接觸定為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監一年。

不過,新澳門學社理事長兼性犯罪關注組成員甘雪玲認為,法律並未提供全面保障。「沒有身體接觸的騷擾,例如偷拍的照片或錄像,以及語言騷擾等,都不在法律的保障範圍內。」她說。

她舉例說,警方在今年5月逮捕了一名男子,他涉嫌在當地一家商場的洗手間內偷拍女性;可是,由於法律的疏漏不足,他只被控以「侵入私人生活罪(第186條)」。「這項控罪排除了此案中的性犯罪性質。」甘雪玲說。

雪玲強調,澳門需要建立一個處理性騷擾投訴的獨立委員會,並將所有形式的性騷擾都納入一個正式的調解或懲罰的機制中。她認為澳門可仿效香港,設立類似於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機構。她補充說:「我們不能讓這些不當行為不了了之。」

詳情請看 newmaca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