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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文章

香港

公義未至

職場性騷擾在香港非常普遍,但根深蒂固的文化規範和倒退的司法體系不斷窒礙公義伸張。

2016年9月,梁慧玲*開始新工作之後不久,上司就盯上了她。在工作期間,他會在她周圍走來走去,不斷表達愛意。梁慧玲盡量應付,岔開他的攻勢,並試圖和他保持距離。然而上司不退反進,身體接觸和色迷迷的行為愈來愈多。

翌年3月某天,梁慧玲和上司單獨在一間會議室裡面。他向梁慧玲步步緊逼,更在未得到她的同意之下,用雙手觸摸她的肩膀,然後順著她的身體向下滑。梁慧玲說:「我立即離開了那個房間,但我仍然覺得非常不舒服。他想和我一起不代表他就可以那樣碰我。」

梁慧玲考慮過舉報,但騷擾她的人恰恰是公司裡面最高層的人。最終,她發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電郵給該名上司,指控他性騷擾了她,並表示如果他不立即停止騷擾,她就會辭職。梁慧玲說:「他知道我沒地方可以舉報。他控制著我的薪酬,所以(在我直斥他的時候)他可以一笑置之,一切如常。他不認為『不』就是『不』。」那封電郵帶來的卻是反效果。在之後幾個月間,上司的行為變本加厲。好幾次他們在會議室單對單開會時,他都會摸她的大腿和胸部。

之後那個夏天,他再次嘗試哄她和他發展關係。那名上司將梁慧玲召入一間會議室,並向她示愛。梁慧玲再次拒絕了他,並試圖離開,但這次他用力把她推回去。梁慧玲摔倒並撞到頭,在混亂間,她逃出了會議室,並前往報警。之後不久,梁慧玲離開了那間公司,但她的上司甚麼事都沒有,她因此感到非常沮喪。

事發至今已經近兩年,梁慧玲已經可以冷靜而就事論事地憶述事發經過,但其實,當時她非常痛苦:「我想繼續在那裡工作,但我每次走進辦公室,壓力都大到我無法承受。」

僱主未盡己責

隨著#MeToo運動在香港蔓延,梁慧玲決心要為自己尋求公義。在性暴力危機中心風雨蘭的協助下,她在事發後大約四個月向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正式投訴。

梁慧玲的個案只是2017年到2019年4月間,平機會收到的268宗性騷擾投訴之一。在這些投訴當中,高達83%的個案與投訴人的工作有關,從而可見職場性騷擾在香港的氾濫程度。其餘的個案,則包括在學校和在商品及服務行業發生的性騷擾。

根據1996年生效的《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在香港屬於違法行為。根據條例,一個人如果在工作環境感受到與性或性別有關的惡意,或者遭遇冒犯、侮辱或威嚇等不受歡迎的性行徑,即受到性騷擾。

性騷擾的受害人可以在事發後12個月或24個月內,分別向平機會或區域法院提出申索,以獲得包括道歉信、財務賠償或訂立反歧視政策等形式的補償。部分案件可能涉及猥褻侵犯或強姦等刑事罪行,這些案件會交由警方調查,而加害人可能會被檢控。

風雨蘭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該機構在2000年到2018年間處理過的性暴力案件中,超過七成的職場個案涉及反覆騷擾。風雨蘭指出,這是受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所致。一個常見的誤解是,性騷擾是比較輕微的性暴力,這使得加害人可以毫不顧忌後果,繼續他們的騷擾行為。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46條,僱主必須提供安全和零騷擾的工作環境,而且有可能因為僱員犯下的性騷擾行為而負上連帶責任。法庭也可以調查僱主有否訂立防止性騷擾政策,從而判斷僱主是否已履行他們的責任。不過倡議者和專家都指出,實際上,僱主常常沒有履行責任。

這背後眾多原因之一是本地企業的規模問題。香港有大約98%的企業屬於中小企,擁有不超過50名員工。在較小的公司裡面,受害人可以求助的對象可能就是加害者,後者也因此可以把投訴壓下不理。

「有些公司可能有比較進步的政策,但直到實行之前那都不過是一紙空談。」香港大學法律教授紀佩雅說。在香港尤為如此,受害人常常被勸說要「給面子」,或者不要「假正經」,而這些文化特質也滲入工作環境。受害人舉報性騷擾事件的時候,加害者可以令舉報人的日子非常難過。

紀佩雅說:「一邊是政策,另一邊卻是現實。當你要押上自己的收入時,你就等於被要求作出抉擇:你是想吃飯,還是想要一個道歉?你是想升職,還是想要尊嚴?」

Glitch In The Machine 3

傷口上撒鹽

事實上,不單是職場性騷擾,受害人想就任何與性有關的侵犯行為討回公道,都要面對重重挑戰。他們的每一步都會遇上障礙,包括醫護人員和執法人員冷漠的態度。

在回覆Ariana的電郵中,警方表示他們「重視處理性犯罪個案的專業態度,以及為前線警員提供有關培訓」,而且他們會「盡一切努力合理地保障性侵犯受害人的私隱,並減少他們的尷尬和壓力。」

警方還聲稱,在收到有關報案的時候,他們會安排一名受過良好培訓、與受害人同性別的警員去面談。他們堅持會盡力「避免在調查過程中加深受害人的傷害」,並保證受害人可以從社會福利署和相關的NGO得到諮詢服務。

不過,當梁慧玲向警察報案的時候,他們拒絕了她,並表示在立案之前她要先去醫院驗傷。為了滿足警察的要求,她在人手緊張的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等了超過10小時,才有醫護人員處理。

檢查完畢之後,梁慧玲向一名女醫生索取請假紙以處理案件。她需要缺勤一天去處理警方要求的程序,並讓自己休息恢復。梁慧玲以為自己會得到同情,但那名醫生說那並不是醫護人員的分內事,而且她在梁慧玲身上「沒看到一絲損傷」。

梁慧玲回到警署的時候,警員向她解釋了接下來的步驟。由於她並沒有在事發地點所屬的警區警署報案,她必須分別到三個不同的警署錄口供,這個過程需要12個小時。在一份電郵回覆中,警方稱這種情況是因為「需要受害人提供進一步說明」,以及因為「案件交由另一個罪案調查隊伍接手」,而非當區警署處理。

梁慧玲記得警員對於她敘述中的每一個細節,幾乎都提出了質疑,有一名男性警員甚至認為事件只不過是雞毛蒜皮,「這沒甚麼大不了,他(上司)只是想和你一起。」警員最終說服了梁慧玲不要報案,並指她傷勢輕微,而且事發時沒有目擊證人,種種因素加起來,法庭不太可能將加害者判罪。「感覺就像他們在往我的傷口上撒鹽。」

就在那個時候,梁慧玲向風雨蘭求助。風雨蘭為她安排了免費的心理諮詢和三節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並支持她向平機會投訴。平機會給她安排了一名當值律師,幫她在2018年2月正式立案。

三個月內,平機會安排了一個調解會議給梁慧玲和她的上司,調解員作為中間人,會不斷往返他們各自身處的房間聯絡溝通,使得梁慧玲不必直面曾經騷擾她的人。最終梁慧玲獲得了六位數字的金額賠償,以補償她在事發後離職的損失。

然而這只是部分勝利。梁慧玲被遊說不要起訴,她形容這個過程「令人遺憾」,而有關的刑事調查也沒有再繼續。而且,騷擾她的人還繼續留職。

事實上,失望而歸的受害者大有人在。專家認為,這是因為訂立了23年的《性別歧視條例》漏洞太多,亟待改革。民主黨議員黃碧雲指出,條例只涵蓋部分場景,比如職場、學校和服務行業,因此其適用範圍高度受限。

在2014年之前,只有服務提供者對顧客的性騷擾會被視為違法,反之則不然,這意味著在職場可能遭受性騷擾的人,比如空服員,並不受法例保障。2014年的修例處理了這個問題,但黃碧雲說,目前只有受薪僱員受到條例的保障。那些非受薪僱員,比如實習生或志願者,則仍不受保護。黃碧雲指出,在2019年5月,立法會曾討論過針對這個問題的條例修訂建議。

社會整體也需要創造安全空間給受害人。

紀佩雅

黃碧雲認為,條例必須有更全面的檢討。比如,在教育界,如果受害人的學校與加害者的不同,那麼條例就無法提供保障。

梁慧玲認為她的個案正正說明了公眾教育的重要性,如果有更多處理性騷擾方法的資訊,她就不會那麼慌亂和害怕。和許多女性一樣,梁慧玲也是受到#MeToo運動的啟發:「如果不是這個運動,我不會知道有那麼多人也經歷過同樣的事,我也不會因為看到她們勇敢說出來而感到有力量。我可能已經放棄了。」

不過紀佩雅說,在香港,文化和社會障礙仍然窒礙許多人去尋求幫助。這些障礙包括公眾對於怎樣會構成性騷擾的認知水平偏低,文化定見仍然視女性為家庭照顧者,以及社會對性和身體的羞辱。

紀佩雅說,受害人無論通過民事或刑事途徑尋求公義,過程中都會因為需要多次敘述自己的經歷而遭遇「二次傷害」。在當下的社會中,受害人會不斷受到指摘,「你真的要想想,現在索償所得到的東西,是否能夠彌補受害人所付出的代價,包括他們所受的創傷,以及在香港法庭和案件處理過程中所受的二次傷害。」她說。

在過去20年間,許多倡議者和組織都多次呼籲在香港的醫院成立一站式的危機處理中心,讓受害人可以一次過驗傷和向警察作供,從而避免經歷反覆創傷。

雖然並未設立專門的危機處理中心,但警方表示,他們所提供的「一站式服務」會派出社工陪伴受害人在一日之內完成全部會面,藉此將傷害減至最低。警方指這樣的服務從2007年已經開始,而且「在可行範圍內」都可以安排。不過,他們沒有該服務的使用數字。

風雨蘭和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等組織批評,政府所說的那種一站式服務是不足夠的,因為那種服務形式仍然要求受害人先驗傷、取證、與警察對話數輪,以及在香港多個不同地點重複敘說她們的故事五到七次。

香港的43家公立醫院中,目前有18家的急症室中有兩間專用房間供性侵受害人檢查使用,不過風雨蘭、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以及其他組織都在去年致議員的一份聲明中,對有關項目的實施情況表達了關注。

聲明指出:「實際上大部分的急症室都未能提供專用的房間。受害人因此要在間隔幕簾後完成有關程序。這個安排未能保障性暴力受害人的私隱和安全,也遠未達到理想的一站式服務。」

有關組織繼續建議在三間公立醫院設立24小時的綜合危機支援中心,讓受害人可以在那裡一次過完成警方、司法和醫療程序,同時得到情緒支援。該安排正正參考了世界衛生組織發出的《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

紀佩雅相信,在未來,香港不僅需要改革法例和報案程序,還要提升公眾、警察、醫生和法庭對性騷擾問題的認知。

「你可以寫出最漂亮的法案,但只有在負責的執法人員付諸實行時,這些法案才有效。不僅是法律需要更好地回應問題,社會整體也需要創造安全空間給受害人,而不是做加害者的天堂。」紀佩雅說。

*根據受害人要求使用化名。

Glitch In The Machine 2

教會裡面

就像全球許多地方一樣,香港的#MeToo運動曝光了宗教機構和團體內部猖獗的性侵擾行為。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2018年的一項調查指出,55名受訪者中,超過一半曾經被一名教會領袖或職員性騷擾或侵犯,17%的人說他們曾被強迫性交。

同年,香港有數名女性高調加入#MeToo運動,公開了她們在基督教青年機構「突破」裡面工作或做義工時所遭遇的性騷擾事件。自此之後,該團體制定了反騷擾政策和指引,從2019年3月開始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