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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文章

香港

失落的一代

尋求庇護者在香港誕下的孩子在教育和心理支援上都面對著許多阻礙,
這讓他們缺乏方向、安穩和身分認同。

14年前,統治西非國家多哥近40年的獨裁者Gnassingbé Eyadéma逝世後,多哥舉國即陷入暴亂。Muhammad Bilal*的哥哥是數十名反對獨裁者之子繼位的示威者之一。

混亂中,Bilal的哥哥被監禁,而Bilal對司法不公的持續抗爭也給他的家人帶來了突擊搜查、騷擾和死亡威脅。2005年,Bilal和他的家人逃到香港尋求庇護。在香港,Bilal育有一子一女,大兒子Ismail*已經九歲,小女兒Hana*也八歲了。

Ismail和Hana總是稱香港為家,雖然他們在本地的公立醫院出生,但和其他尋求庇護者誕下的孩子一樣,均沒有「取得國籍和登記出生證明」的權利,即便香港從1994年開始就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方。

雖然這份公約也涵蓋尋求庇護者的孩子享有自由、福利和適切的居住標準的權利,但現實中,尋求庇護者生於香港的孩子無法獲得公民身分或居留權,他們的自由也因此受到限制。Bilal的孩子從香港政府獲得的出生證,在「居民身分」一欄下寫的是「未確定」。

不幸的是,在公開資料中,鮮有提及為何尋求庇護者生於香港的孩子無法取得本地的居留權。當Ariana向保安局和入境處作出提問,兩個部門均拒絕評論。此外,現時也沒有「規定政府的責任與義務的法律與法例」可以給這些尋求庇護者的孩子居留權或接受教育的平等權利。

「這種狀態讓這些孩子產生了一種『外人』心態。」香港Justice Centre的前心理統籌員Janice Chan說。Justice Centre是致力於保護被迫遷移者權利的非政府組織。

「我也看到被孤立和不被社會接受的自我認知,當中存在跨代創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抑鬱症的父母可能會把自己的創傷傳到下一代。而他們的孩子就每天都生活在創傷中。」

Janice亦觀察到,這些孩子難以預計的反應,會為他們在學校的教育和社交帶來負面影響。例如,Hana和Ismail從一名醫生口中聽聞他們的父親因為付不起醫藥費而無法接受一個小手術,並從而得悉自己作為尋求庇護者的身分,自後,他們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攻擊和孤僻傾向。這件事,Bilal一直不讓孩子知道自己的家庭狀況,避免破壞他們對自己生活的正常感覺。

再者,這對兄妹還無意中聽到父母對老師說他們難以負擔基本的生活開支,比如買校服。這兩件事對他們都造成了極深刻的影響。「Hana想讓自己變得隱形,我問她甚麼她都不回應,Ismail則開始跟同學打架。他的老師跟我說,他在生自己的氣,一旦他受到不一樣的對待,就會大發脾氣。」Bilal說。

Bilal嘗試與孩子們討論這件事,但非常困難,因為他也未有方法處理自己的無力感。「一個明知沒有權利就無計可施的人,根本就不會想說話。這也在說我自己,我和我的孩子一樣無助和孤單。」他解釋道。

我和我的孩子一樣無助和孤單。

Muhammad Bilal

受創的跡象

一份在2017年發表的關於在馬來西亞的難民和心理健康的報告指出,除了與學校有關的掙扎之外,兒童壓力來源之一是他們父母遭受暴力的經歷,以及逃亡之後的問題。研究亦指出,如果一個尋求庇護的家庭持續受到不安和動盪困擾,父母就可能會將一些心理問題,例如創傷後壓力症和焦慮症,轉移到他們的孩子身上。

這份報告的作者是美國馬里蘭州大學心理學博士生Nicole Marie Gosnell,她寫道,日常生存的艱難常常會加劇「難民的負面情緒、惡劣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質素」。

Janice Chan同意此說,亦呼籲學術界研究在港尋求庇護者的心理健康,「在我10年的工作中,我從未遇到其他項目是研究這種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創傷的。」她也補充道,目的為支援香港的尋求庇護者的實證研究一直遲遲未有。

「2014年我和學校合作做外展時發現,本地公立學校的老師在面對尋求庇護者子女因為缺少機會而感到被孤立的複雜狀況時,並沒甚麼知識可以令他們有能力處理。」Janice Chan說。她亦認為幫助尋求庇護者子女面對情緒困擾的資源非常有限,「一個孩子遭遇某種掙扎,而這種掙扎又讓他們想起一些可怕狀況的時候,就可能引發負面的行為反應,而老師要準備好處理這些反應。」

Mary Shannon*是一家私立學校的外籍老師,有面對尋求庇護者子女的經驗,「他們充滿能量和熱情,但常常難以集中精神。」她說這些孩子按規定到訪入境處之後往往會出現明顯的行為變化。

「生活充滿不確定、定期向入境處報到,以及旅行和就業限制,這些都讓難民的生活極度困難。就算父母盡力保護孩子不必面對這些,孩子還是會感覺到的。」Shannon說。

不過,在訓練老師處理有創傷經歷的難民子女方面,Shannon解釋說,本地學校的老師大部分已經處於過勞狀態,人手嚴重不足,因此他們往往沒有時間去支援孩子們的個別需求。

「知識、意識和同情都有幫助,因此學校的確需要支援老師,應該開會分享大家的觀察、關注和目標,無論對象是難民的孩子還是本地人的孩子。」Shannon說。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研究助理教授岑俊達是人權組織基督教勵行會的長期志願者,他同意Shannon的講法,並指本地教育系統未能為尋求庇護者的孩子提供心理支援。

岑俊達說目前香港也沒有政策指引老師應該如何處理這些學生經常要面對的心理壓力。「(教育局)應該提供敏感度訓練,幫助老師去識別、評估和幫助有明顯情緒變化的難民孩子。」他說。

有關心理健康介入,教育局通過電郵回應稱,「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會根據需要提供其他醫療專業人員,例如精神科醫生的轉介服務,以確保學生獲得適切的評估和干預」。

如果有需要財務支援,教育局說「有強烈人道主義理由」時,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會提供資助。

觸碰玻璃天花板

在香港,阻礙獲得完整和適切教育的限制不單會影響在這裡出生的孩子,還會影響為了逃避在祖國的迫害和暴力而來到這裡的孩子。

對於15歲來自也門的Ali Hussain*而言,這樣的事就發生在2015年初。當時,武裝分子為反對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而發動起義,也門遂爆發內戰,當軍方向村莊逐個攻擊的時候,Hussain的家人每天都面對著轟炸。

當年年底,聯合國指當地出現了「重大人道主義危機」,並報告稱有超過5,000人死於聯合轟炸,而自戰爭爆發以來超過20萬人死亡,無數人則被迫遷徙。「感覺就像和死亡四目相對。」Hussain說。

Ali Hussain, a 15-year-old Yemeni teenager

Hussain一家因為與叛軍的關係而面臨著被迫害的風險。隨著2015年走向不祥的終結,他們決定逃離也門,飛向香港,並自此以庇護聲請人的身分生活。但逃出了戰爭並未給他們帶來夢寐以求的自由,也沒有給他們帶來改善生活的機會。

尋求庇護者來到香港的時候,政府會提供「免遣返」保護。根據國際上保護難民的法律,如果一個人有「理據充分的恐懼」,例如返國之後可能遭到危及生命的迫害和折磨等,接收的國家或地區不能將其遣返。不過,一旦尋求庇護者提交免遣返聲請,入境處就會沒收聲請人的護照,而這個人只能留在香港等待審批結果。

即便聲請在數月甚至數年後獲得確立,香港也不允許尋求庇護者定居和享受完整的居民權利。 「我發現自己無法離開香港的一瞬間,我覺得整個世界都暗了下來。」Hussain說。那是他得悉難民身分將限制他的自由之後感受到的第一波抑鬱。「我希望可以稱香港為我的新家園,因為我在這裡重新開始生活,但如果這個城市拒絕我,我還能做甚麼呢?我沒有地方可以去。」

新的現實

申請庇護的家庭等待命運發落的時候,父母被禁止在香港工作。不過,孩子有受教育的權利。香港教育局有權決定哪些孩子可以到公立學校上學,而學費會由國際社會服務社支付。

Hussain在2016年被安排到英文學校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讀書。但由於他的英語和廣東話能力有限,只能重讀中四到中六的課程。不過,這沒有影響他的自信,事實上,他覺得自己當時甚至更加有學習的動力。他說學校可以讓他躲開焦慮和不安,躲開一些惱人的念頭,包括要每月到入境處報到、偶爾被警察在街上截查,以及讓人神經緊張的庭審等候。

但他在香港的時間越長,他就越沮喪,尤其是作為尋求庇護者,他的權利受到限制。此外,像他這樣的學生常常無法參加課外活動,比如體育和學術比賽,因為語言障礙,或費用問題,甚或是因為活動可能要出境。

Hussain記得自己在第一學期非常努力學英文,希望可以在這裡盡可能獲得更多機會。上學不久,他就拿到了獎學金,可以到內地參加文化交流活動。這是他進步的證明,也是一個大好機會。

不幸的是,因為保護聲請人在聲請被處理期間不得離境,因此Hussain不得不拒絕獎學金,「我本來是開心的。一切都在恢復正常。但忽然之間,唯一一個改善我狀況的機會被奪走了。」

殘酷的現實帶來了許多憤怒和失望。更糟糕的是他家庭面對的困境:他們可能隨時被遣返也門。 Hussain說,不斷加劇的擔憂幾乎叫人難以忍受,引發一連串創傷後的症狀和反覆的噩夢。

當Hussain的抑鬱症狀加劇的時候,他的老師提供了他急需的支援網絡,但他們的幫助和同情只能到此為止。「就算是校長也無法改變我的狀況,也不能用我的成績或者獎學金讓我把握著一生一次的機會。」他抱怨道。

恐懼和不安定感也滲透Hussain的日常生活,影響他的情緒和在學校的態度。失去獎學金之後,Hussain開始變得脾氣暴燥,經常衝撞身邊的老師與同學。「每日每夜,我都擔心未來,擔心如果我們被遣返,我爸爸會被抓走。說如果你知道軍隊想要殺死你爸爸,你怎麼可能睡得著?」Hussain說。

Ali Hussain, a 15-year-old Yemeni teenager

死胡同

Hussain,Ismail和Hana是數百名在香港的尋求庇護者子女的其中三位。這些孩子有許多都面對著壓力、承受著PTSD和吸收著他們父母的創傷。

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了一份政策報告,內容是有關尋求庇護者的心理問題防治。報告指出,嚴重暴露於暴力和流徙的經歷可能影響兒童學習的意願以及在學校表現良好的能力。這份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研究的報告指,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尋求庇護者常常面臨風險,而在他們當中掙扎著適應新學習環境的人,會發現壓抑創傷記憶極度困難。

和Hussain一樣,很多孩子都有經歷創傷閃回、易怒、情緒暴躁——這些PTSD的症狀,特別是在擁擠之處或有巨大聲響時就可能被引發,而這些症狀可能每天都會出現。「我很憤怒,很多時候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表達(給家人知道),因為沒有人可以幫我找回我以前的生活。我覺得很無助。」Hussain說。雖然Hussain錯失了到海外學習的機會,但政府自後便修改了相關政策。

2018年,立法會通過了議員的動議,允許尋求庇護中的兒童參加海外學習活動,並為所需的學習材料提供補貼,但必須得到入境處的批准。雖然這是一個積極的改變,但在更廣泛的學習機遇方面,大部分尋求庇護者子女的權利仍然處於被剝奪的狀態。對於大部分人而言,求學只能在中學畢業止步。

公開大學的岑俊達認為,無論一個人的難民身分已被確立還是仍在處理中,追求更高等的教育都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香港沒有未來。」這指的是不准難民工作的政策。對於孩子而言,適應的壓力往往讓他們與許多機遇無緣,就像Hussain那樣,這也意味著香港未能履行作為《兒童權利公約》簽署方的責任。

岑俊達也批評政府在拓寬本地學生的視野方面缺乏遠見,「尋求庇護者的孩子可以作為文化大使,通過在不同的教學環境分享他們的文化和經歷,加強學校中的文化多元性,提升香港華人學生的文化敏感度。本地學生亦可通過與來自其他地方的孩子面對面互動,加深對不同議題的了解。」

Ali Hussain, a 15-year-old Yemeni teenager

構建橋樑

越來越多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合作推出新項目,幫助尋求庇護者的子女。基督教勵行會就與兒童發展中心和臨床治療師合作,開辦心理健康諮詢工作坊。「尋求庇護的兒童在學校社工那裡只能得到最基本的服務。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將私營機構和政府機構聯繫在一起,比如醫護行者,去為這個社群建立全面的諮詢服務。」勵行會的資深社工Jeffrey Andrews說。

Andrews說,實際上,他們會為社會工作者和難民舉辦社區論壇,評估這些諮詢服務的表現,並作出必要的改進。單單在2018年,項目就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與多個心理健康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比如兒童發展中心和醫護行者。

另一個跨界合作的例子是土瓜灣的補習計劃。這個項目在2019年初由在土瓜灣的一個教會、一所學校和非政府組織希望枝子、Table of Two Cities合作啟動,將尋求庇護中的小學生和志願補習老師配對,每週提供一次補習服務,幫助學生完成作業和準備考試。

從2019年的1月到7月,Ismail和Hana都有按時參加這個項目,而且學習成績慢慢變好。「我太太和我從未見過他們對學校裡面的活動有對補習班那樣的興奮。過了這麼長時間,Hana終於開始分享學校裡面好和不好的經歷,因為其中一個補習老師給了她說話的自信。」Bilal說。Ismail對學習廣東話的興趣也增加了,還更願意去結識新的朋友。

Bilal希望這個項目可以繼續下去,因為他的夢想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可以選擇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在毫無選擇之下勉強生存。「(尋求庇護的)孩子有很多潛能,但很明顯政府和香港人看不到。如果他們有人性的話,他們會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受訪者為化名以保護個人私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