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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文章

澳門

安全避風港

40年前,數以千計的越南人為逃避戰亂而來到澳門,並在當地的難民營安頓下來。他們的故事印證了即使身在難民營,人們也能獲得人道對待。

昔日的九澳難民營坐落在現今澳門路氹金光大道東南面,這個曾用於安置越南難民的地點,在時間的沖蝕下已逐漸杳無蹤影,而位於路環的難民營行政大樓雖已停止運作,但建築仍保存完好,現已改建為舉辦教育活動的九澳鮑思高青年村。

當年設於澳門半島的前天主教救助服務會總部,在人稱「難民之父」的莫慶恩神父領導下,亦曾在收容難民的過程中擔當了重要角色,於1970年代末庇護了數以千計的越南難民。

不過,這段歷史的印記正隨著時間逐漸消失;上述兩個地點已時日無多,剩下的一磚一瓦將很快被變更用途或夷為平地。人們找不到關於這段歷史的牌匾或紀念碑,許多曾在澳門支援和安置難民的人都沒有得到應有的讚許。

澳門明愛總幹事兼澳門難民福利會會長潘志明曾在澳門的青洲難民營工作,他認為,澳門以進步而人性化的方式對待難民,值得透過歷史標誌或紀念館等方式予以肯定。「明愛辦公室保存了所有相關文件和圖片。九澳難民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應該讓別人知道我們在幫助難民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說。

Paul Pun, secretary general of Caritas Macau and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Relief of Refugees

澳門明愛總幹事兼澳門難民福利會會長潘志明

動亂之地

澳門與難民在戰後的關係始於1949年,當時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剛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58年的「大躍進」開始,中國共產黨在十年內實施了全面的土地改革,大刀闊斧地改造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體制。數以百萬計的人被處決或下放勞改,甚至死於營養不良和飢餓,有幸逃脫的人當中,很多人循陸路進入當時由葡萄牙管治的澳門。據施白蒂著作《澳門編年史》第五卷記載,1958年12月錄得758,916名難民逃到澳門,其中715,423人隨後遷移到其他地方,只有43,493人選擇留下,並融入當地社會。

六七十年代,社會動盪進一步加劇。1975年,越共擊敗美軍,結束了長達20年且造成200萬人喪生的越南戰爭。在接下來的數年裡,成千上萬的越南人乘船逃離祖國,以躲避遭執政共產黨人處決、再教育或監禁的命運。還有許多人因為被懷疑與美國政府或西貢(現稱胡志明市)的美方代理人勾結而被迫逃亡。澳門亦因此迎來第二波難民潮。

其後,中國於1979年初入侵越南,導致約25萬名越南人(主要是幾世紀前移居越南的華裔人士)逃往澳門、香港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因而形成第三波難民潮。聯合國統計司數據指,約7,100名越南難民在1975至1995年間抵達澳門,並以此為跳板前往美國、加拿大、瑞典、澳洲和英國等第三國安置,只有極少數留在澳門。

Ka Ho camp map

九澳難民營位於路環東北端

取得進展

越南難民抵達澳門之後,當地的社會工作局和聯合國難民署首先為他們提供衣物、食物、梳洗用品和基本的廚具,再安排他們入住難民營。當時澳門共有三個難民收容所,包括由天主教救助服務會管理的九澳越南難民營和白鴿巢仁愛會之家,以及由澳門明愛管理的青洲難民營。另外還有幾個非正式的臨時收容所,例如位於氹仔澳門賽馬會附近的澳門童軍總會現址,就曾經收容了300多名難民,黑沙灣也曾收容約100名難民。

這些難民營的建設和維修費合共約1,000萬美元(澳門幣8,050萬元),資金分別來自聯合國、紅十字會、天主教救助服務會、各種宗教團體及澳葡政府。此外,天主教澳門教區則提供醫療保健和教育。

位於路環東北端的九澳難民營前身為葡萄牙兵營,是三個難民營中最大的一個,共有大約六間各長10米的鐵皮屋,裡面放滿排列整齊的碌架床。這個在1978年12月至1991年7月期間運作的難民營收容了大批難民,並以圍牆遮攔,但難民擁有相對不受限制的行動自由。潘志明說:「難民並沒有被關起來,可以自由出入。他們在這個開放的環境學習新的技能,甚至找到工作,融入當地社區。」

從舊照片可以看到九澳難民營擁有完善的設備,這在當時相當少見。難民可以獲得教育和醫療服務,以及參加各種娛樂和教育活動。營內有一間雜貨店、美容院、木工工作坊,並備有幾部共用的電視機、兒童遊樂場所,還會不定期舉行海灘遠足、游泳課、水球活動、足球比賽、乒乓球、羽毛球、象棋和田徑比賽等,難民還可以舉辦結婚典禮、的士高派對、音樂之夜、越南文化之夜和聖誕節派對等。

更重要的是,難民營照顧難民的健康和衛生,為他們提供工作機會讓其賺取微薄的薪水,並配有生活津貼,每人每日可獲澳門幣七元(以通貨膨脹計算相當於現在的澳門幣30元),一對夫妻則有澳門幣13元,每週有白米配給,食堂也會固定供應膳食。許多工廠亦僱用難民在營區內工作,如婦女可以製作絲絹花,男性則主要從事建築、工程或電子方面的工作。

黃有成的母親也是在難民營穿絲絹花的婦女之一。黃有成的父母在越南同一個村莊長大,其後在1980年雙雙逃離越南抵達澳門。二人在九澳難民營結婚,並於1984年在營中誕下黃有成。

不過,一如其他難民,黃有成的父母也經歷了一趟驚心動魄的旅程才抵達澳門。二人與另外50名難民乘坐一艘小船飄洋過海,過程漫長而煎熬,還受到疾病與死亡的威脅。聯合國難民署估計,越南難民前往亞洲各國的途中,大約有20萬至40萬人死於擠迫、海盜、疾病、飢餓、營養不足和風暴。黃有成父母的小船最終抵達香港,後來再被送往澳門,以當時難民在澳門得到的優厚待遇來看,他們算是屬於幸運的一群。

如今黃有成已經35歲,並且在多倫多一家大型媒體和電訊公司工作。他接受我們的電話訪問,講述父母在難民營的生活。「護士、工作人員和莫慶恩神父對我們都非常好。難民在外面找工作時,當地人都把他們當作普通人一樣,絲毫沒有看不起他們。」他說。

說起莫慶恩神父悉心照顧難民的義舉,令人肅然起敬。黃有成的父母形容莫神父是一個細心體貼、心胸寬大的人,總是看到別人的優點。「難民營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人。有些家庭沒有受過太多教育,有些家庭遭受極大傷痛,但莫神父總是盡最大的努力滿足所有人的需求,確保我們得到溫飽,可以安居樂業,並擁有人生目標。」他說。

黃有成一家在他出生的那一年移居加拿大,在他們離開澳門之前,莫神父給了他們一筆錢,以協助他們開始新生活。「他沒有很多錢,但他就是如此無私善良。」黃有成認為,這位出生於馬來西亞的葡裔神父並未得到應有的表揚,「年輕一代可能不知道他是誰,以及他對澳門的貢獻,可能只有老一輩才清楚。他幾乎就像一個被遺忘的回憶。」

儘管九澳難民營的設施已相當先進,但黃有成指出,難民仍然必須跨越重重挑戰,才能在黑暗的時代中生存下來。「我們在1970和80年代,承受越南戰爭的慘痛後果,加上亞洲各地在經濟及政治方面都處於低潮,情況很惡劣。很多人離開自己的祖國,而澳門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擺脫困境的避風港。不過即使在那個時候,這裡也絕非愜意的海灘度假勝地。每天都有數以百計的人上岸,每個難民營都人滿為患,而在這些地方工作的人大概都在自忖:『我們應該如何處置這些人?』」 幸而,莫慶恩神父、潘志明和其他無數人都盡了最大努力,為成千上萬失去家園、流離失所的人開創一個生存環境,帶給他們在他方展開新生活的希望;而黃有成一家和跟其他曾入住在九澳難民營的幸運兒最終亦得償所願。

Michael Hoang

黃有成在九澳難民營出生

不一樣的澳門

闊別30多年後,黃有成終於在數年前重回澳門,然而,這座城市已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澳門於1999年回歸中國,大型娛樂場所和奢侈品牌林立,吸引了絡繹不絕的中國旅客,也為小城帶來豐厚收益。然而澳門的難民政策卻變得更為封閉,昔日大量難民湧入的情景再不復見。

自從1991年的越南難民潮之後,澳門最後一次收容難民是在1999年,當時東帝汶通過公投決定獨立,導致印尼起兵攻打,數百名難民因而逃至澳門尋求庇護。自後,澳門不曾處理過任何大規模的難民事件。莫慶恩神父亦於2013年去世,享年89歲。

鑑於當前許多國家的動盪局勢,尤其是敘利亞,潘志明希望澳門能再次伸出援手,「澳門是個小地方,讓更多人進來可以向全球展示我們關心世界,而且能鼓勵其他國家或地區效發。」

潘志明認為澳門應該象徵性地接納至少100名尋求庇護者,為提供他們一個安全的避風港,以及與難民同等的權利,讓他們能夠安心工作,貢獻社會。從數據上來看,德國在2015年收容了100萬名敘利亞難民,約佔其總人口1.25%,雖然該決定持續在政界和社會上引起激烈爭論。對澳門而言,如果要採取相同舉措,就等於要收容8,000名難民,不過,潘志明僅要求政府收留100名難民。

有別於香港,澳門簽署了1951年的《難民地位公約》,該公約定義了難民、難民的資格及權利,以及提供難民庇護的國家應該負起的法律義務和責任。在政府處理單獨個案時,尋求庇護者每月可以得到澳門社會工作局發放約澳門幣4,230元的經濟援助,並由政府安排住屋。不過他們必須正式獲得難民身分,才能合法工作或就學。目前澳門並無任何難民,僅有極少數的尋求庇護者在等待審核。

雖然香港雖並未簽署《難民地位公約》,但無論是以自願或人口販運的方式,尋求庇護者大都選擇前往香港而非澳門,因為香港是一個大城市,每天有數以百計的直航航班往返世界各地,還擁有聯合國難民署的辦事處、眾多海外人士及社群,因而可以提供更多工作機會(無論合法或非法)。話雖如此,潘志明仍然希望澳門能延續作為難民避風港的往績,為被迫離開家鄉的移民創造一個安全、富饒而且熱情友好的環境。

Life at Ka Ho camp in the 1970s and 80s

1970至80年代九澳難民營生活照

精神常存

說到延續往日的成就,黃有成和潘志明的看法一致。黃有成在2015年與母親一起回來澳門「尋根」時,與潘志明取得聯繫。黃有成說他一直把自己當作加拿大人,但是回到澳門後,他便深深感受到父母年輕時的經歷,「回到那裡,令我頓時心領神會。」

二人都認同,澳門曾在照顧越南難民及其他亞洲區內的戰爭受害者發揮了獨特作用,因此應該獲得肯定。黃有成強調:「我絕對同意紀念難民營的事蹟。」至於紀念的形式,黃有成認為應該著重於教育,而不光是興建一座紀念館:「我們可以訂一個紀念日,或者舉辦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甚至將難民的故事融入社會之中。」

黃有成說:「許多曾經在難民營工作的人都是英雄。對他們來說,從事這項工作的理由只有一個,因為這是該做的事。這種善心、人道理念,以及所有澳門人的同情心至今依然鮮明而強烈。只可惜並未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