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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問題

隨著世界各地都有女性發聲,社群的接受度各有不同。

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全球大約35%的女性曾經遭受肢體或性暴力。然而,這些女性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會透過官方渠道報案,因為她們害怕被加害者、僱主、家庭或街坊鄰里排斥。

至於那些有勇氣走出來的人,則常常會受到質疑或批評:例如南韓奧運滑冰選手沈錫希於今年1月指控她的前教練多次性侵她;政治學教授Vanessa Tyson今年早前指控維珍尼亞州副州長Justin Fairfax在2004年性侵她;Christine Blasey Ford去年9月作證指控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Brett Kavanaugh對她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傷痛。

除了潛在的負面反應外,伴隨性侵而來的長期心理影響和恥辱感也會讓受害者難以說出她們的經歷。因此,受害人有時需時一週、一個月,甚至長達40年,才能說出性侵經歷;而這些延擱會讓外界進一步質疑她們的說話。為了探討背後複雜而情緒波動的掙扎過程,我們向三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女性受害人了解她們站出來的原因,以及公開經歷後所發生的事。

日本:父權統治

生於札幌、41歲的Ikuko Ishida目前住在東京,職業是攝影師。Ishida說在她15歲的時候,她的初中美術老師Yuto Tanaka*第一次性侵犯了她。

性侵事件的情節令人不安地似曾相識:Ishida畢業升上高中的前一天,那名老師邀請她和他一起去看展覽。她說自己經痛,Tanaka就請她到他的家中休息。他給Ishida煮了一碗麵,之後把她帶進自己的臥室。在那裡,他把她推到床上,然後開始吻她。

「他說他吻我是因為喜歡我。我覺得他是個挺有趣的人,因為他教的科目是我最喜歡的。我對他沒有愛意,但他騙倒了我,讓我相信他向我示愛就是一段愛情關係(的開始)。」Ishida回憶道。

年少無知的Ishida不知道這個男人所做之事是犯法的。Tanaka擁有一個權威形象──他是她的老師。在Ishida心目中,他永遠不可能做錯誤的事。

「我小時候從未想過愛情應該是兩情相悅的。」她說。他會經常跟她說:「我對你感覺越強烈,我就越想觸摸你和脫掉你的衣服。」

Ishida記得自己曾經多次試圖阻止他的性挑逗,因為他不時讓她感到不適,但他從來都不聽。情況持續了四年,直到Ishida上到大學二年級。「那時候他對我失去興趣了。」她說。

往後的20年,她都無法接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2015年5月,Ishida旁聽了一場審訊,一個16歲的女孩被東京一間特殊照顧機構的職員性侵犯。她發現案件和自己的經歷很相似。「這讓我意識到,我與Tanaka之間的事可能是一場犯罪。」她說。

這讓我意識到,我與Tanaka之間的事可能是一場犯罪。

Ikuko Ishida

Ishida決定諮詢律師,以及東京一家為性暴力倖存者提供支援的NGO的顧問。Ishida慢慢清楚了解到,Tanaka對她做的事不單是不妥當,而且更是違法的。

Ishida意識到自己的經歷後,覺得必須正式報案,但這比她想像的要複雜得多。許多人不相信她,而她的一些朋友和家人都叫她放下過去,重過新生。她認為,背後的主要原因是在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制度性性別主義。

「日本男人有一種專權的想法,認為女人應該順從他們。這使得女性成為性騷擾受害者時,很難獲得嚴肅處理。」在日本報導了大量性侵案件的記者Jake Adelstein說。

除了傳統思維,Adelstein還將矛頭指向現職國會議員。日本最大的右翼組織「日本會議」長期被嚴厲批評,因為它在女性和性別議題上的取態保守落伍。可是,該組織得到首相安倍晉三的支持,對日本政府的政策甚具影響力。

Adelstein說:「這個組織相信,女性與男性是不平等的。他們想復興父權價值,思想上亦嚴重厭女。」

在日本文化中,女性必須取悅男性的觀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女性常常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性侵的受害者,或者因為太害怕而不敢發聲。這從極少數受害者願意公開指控加害者的情況已可見一斑。

2018年,日本法務省公佈,全國有410宗新增的性騷擾案件,比前一年增加了35.5%,但以一個擁有1.2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這數字仍然令人難以置信地低,而當與亞洲其他發展國家的水平相比,則顯得更不合理。

日本男人有一種專權的想法,認為女人應該順從他們。

Jake Adelstein

在人口只有734萬的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單是在2015年至2016年間便處理了81宗性騷擾個案,而根據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單是2017年就有967宗新增的性暴力案件。據南韓統計廳發佈的《南韓社會趨勢2018》報告,南韓在2016年收到29,357宗性罪行報案,包括強暴、非禮和非法拍攝。

Adelstein指出,日本警隊以男性為主,因此缺乏動力和訓練去跟進性侵犯案件,這使得女性受害人難以得到認真的對待。

「在日本,不到10%的警員是女性。(警方)並沒有處理性侵犯案件的良好訓練,包括蒐集證據和詢問受害者。」Adelstein說。

此外,日本有超過99%的定罪率。一些專家指出,這主要是因為檢察機關預算低,令檢察官只會將那些最大機會被定罪的人告上法庭。

「性侵案常常是各執一詞。(警方)知道檢察官不太可能處理這些案件,因此他們也不會鼓勵受害人尋求公義。」Adelstein說。

還有其他因素阻礙了在日本的受害者站出來。研究公司Kantar在2018年就亞洲地區對性騷擾的態度做了一項調查,發現63%的日本受訪者認為,當地新聞太少關注性罪行;70%的日本受訪者認為性罪行的後果不夠嚴重。

Ikuko Ishida speaks during an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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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目前的司法制度中,並無明確法條定義甚麼是性騷擾,這使得受害者難以建立強而有力的訴訟。不過,透過檢控強制猥褻、襲擊和誹謗等罪行,仍可以懲罰性騷擾的行為。

在法庭上,強制猥褻罪名經常會被用於性騷擾案件,亦即意味著,有身體接觸的性騷擾可能被定罪。不過,日本的法庭和司法制度認為,在一宗性侵案件中,受害人必須曾以行動反抗加害者的脅迫或暴力,她所表達的「不」才會在法律上成立。如果受害人無法證明她們除了順從別無選擇,那麼案件很可能會被駁回。這條法律存在很大問題,特別是因為許多受害者在經歷性暴力時﹐會因為受到心理影響而彈動不得,無法反抗或逃跑。

法庭程序本身也無法保護受害者。Adelstein說:「法庭讓(女性受害者)一次又一次地複述自己被侵犯的經歷,這可能造成極其嚴重的創傷。在盤問期間,女性受害人常常會被問到她們過去的感情關係和性經驗,即便這些問題與性侵案本身無關。這是在試圖給她們塑造一個負面的形象。」

此外,直到兩年前,日本法律中關於強姦的定義仍然僅限於「男性的陰莖暴力地插入女性的陰道」。這使得許多受到其他形式性侵的女性受害者無法站出來舉報,同時也讓男性強姦受害人無法尋求公義。

2017年,日本國會修例擴大強姦的定義,使之包括強迫肛交和口交。國會同時將強姦罪的最低刑期從三年提高到五年,並允許檢察官在未取得受害人同意下就起訴加害人,而這是許多受害人此前就亟需的。

Ishida也成為了這些落伍態度和政策的受害者。2015年12月,她決定與當年的老師Tanaka見面。在徵詢了法律意見之後,她將他們的對話錄了音,以作為指控他的證據。

「我想知道他怎麼看待我們的『關係』。因為性罪行很難證明,我需要錄下他對自己與未成年的我發生性關係的描述。」她說。

一開始,這個男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以為這只是老朋友見面。然而,後來他看到她有多憤怒之後,就向她道歉,並提出願意資助她尋求諮詢服務。

2016年2月,Ishida將錄音呈交給了札幌市的教育委員會。委員會召見了Tanaka,但他否認在Ishida未成年時與她發生性關係和談戀愛。他甚至說她「精神狀況不穩定,有妄想」。他聲稱他只是不想讓她精神崩潰,才順著她的故事去說。

「委員會告訴我,如果沒有更有力的證據,他們也無能為力。錄音是我能想到最強而有力的證據。這也就意味著,委員會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作出判斷。」Ishida說。

被委員會的不合作態度激怒後,Ishida鼓起勇氣為自己發聲。她聯絡了幾名日本記者,但其中不少都拒絕報導她的故事。「一個記者甚至告訴我,沒有新聞機構會寫我的事,除非那名老師被解僱。」她說。

在日本,像Ishida那樣的經歷很少會被公諸於世,因為年輕的受害人往往不會報案。

日本內閣府男女共同參與局一份2018年的調查指出,24.1%的性犯罪受害人是在初中或更早時期受侵犯的。受害人越年幼,就越不可能指控加害者,因為他們會感到困惑和害怕。

「當我第一次與我的朋友和家人講述發生了甚麼事的時候,他們許多人都問我,為甚麼到了現在才講,尤其是事發這麼多年之後。」Ishida說。甚至有人叫她「忘了吧」,也有人叫她「多考慮」Tanaka的家庭。

今年2月,Ishida起訴了Tanaka,針對他當年對她做的事和因此而引起的創傷後遺症(PTSD)。第一次聆訊在4月26日舉行,她要就自己的症狀舉證。

Ishida展開法律行動,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故事之後,她的許多朋友和熟人都給予了支持。這些人大部分是女性。她認為那是因為女性更容易對她的經歷有共鳴──她們都曾經因為自己的性別而遭受過某種形式的不公平對待。

6月14日,法庭裁定Ishida的證據足以讓案件繼續審訊。Tanaka目前依舊在札幌教書。審訊至8月還在進行,而Ishida仍然堅決追求公義。

Sandrine Rousseau t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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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權力機制

2016年3月8日,法國政黨歐洲生態─綠黨(EELV)的前發言人Sandrine Rousseau盯著自己的電腦屏幕,感到難以置信。她剛剛看了國民議會副主席Denis Baupin的一則臉書帖子,Baupin在國際婦女節當天表達自己對女性的支持。「直到今日,我還是無法相信。」她說。

五年前,時為EELV國會議員的Baupin在討論總統大選應對社會黨的策略期間,性侵犯了Rousseau。

在一場激烈的爭論之後,Rousseau離開了討論的房間去洗手間。「他在走廊等我,把我推到牆上,雙手抓著我的胸部,並試圖強吻我。」她說。驚慌的Rousseau立即把他推開。

多年後,她再看著Baupin的照片,感到前所未有的憤怒,並決心要作出聲明。她被侵犯並非秘密。實際上,EELV中很多人都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她曾經要求黨內高層對Baupin採取行動,但徒勞無功。「哦,我們都知道他是個花花公子。」他們這樣回應她。

她說:「(Baupin臉書上的)這張照片代表了一個緊要關頭──我們不能再假裝沒事發生過。不
可能由他來捍衛女性的權利。這是挑釁。這是羞辱。」

她和女黨友Elen Debost決定向媒體公開事件。Debost說,2011年,Baupin曾經連月向她瘋狂發送色情信息。這不是一個輕易的決定。「那時候,沒人討論過這種事。我失眠了很多晚。我一生中從未如此害怕。」Rousseau說。

2016年5月9日,八名女性在法國調查報導網站Mediapart發佈的一篇文章中,公開指控Baupin對她們性騷擾和性侵犯。他否認了所有指控,並在同一天辭去了國會副議長的職務。

最終,共有14名女性指控這名國會前議員曾性侵犯她們。其中四人,包括Rousseau,對他提出了刑事指控。可是,九個月的司法調查最終以不起訴告終,因為事件已喪失追究時效,檢察院決定銷案。

不過事情還未結束。2016年6月,Baupin宣佈,他會起訴四名公開指控他的女性以及發佈有關報導的新聞媒體誹謗。他的律師聲稱,被告人需要賠償五萬歐元(約43.8萬元港幣)的損失。

Rousseau說她對Baupin的法律行動感到震驚。「他侵犯了我們的身體,之後還要在法律上侵犯我們。」她說。

他侵犯了我們的身體,之後還要在法律上侵犯我們。

Sandrine Rousseau

此案被廣泛視為對法國#MeToo運動的考驗。如果Baupin勝訴,運動參與者會被嚇怕,騷擾受害人也會被再一次噤聲。不過,今年4月發佈的判決結果是,Baupin敗訴,而且被指令賠償被告人損失。 Rousseau形容這對敢於發聲的女性來說是一場勝利。

報導性暴力和性侵犯的法國記者Cecile Andrzejewski指出,法國有不就性騷擾報案的傳統。

「在#MeToo運動之前,發佈關於性騷擾的文章是很困難的。編輯通常會認為這不是『真的』,或者不是『重要的』。」她說。

她補充,在法國,大部分編輯都是男性。「很多時候,編輯會質疑站出來的受害人,說『也許她挑釁了他』或『她可能沒有表達清楚自己的意願』這樣的話。」

一個例子是,2007年,記者Tristane Banon指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Dominique Strauss-Kahn在2002年試圖強姦她,但沒有人相信她。「我們都取笑她。」Rousseau 說。之後,在2011年,Strauss-Kahn被控強姦紐約一名酒店女服務員Nafissatou Diallo。他被起訴意圖強姦等罪,但案件最後告吹,而Diallo則被指是誣告。

Andrzejewski說:「我們與權力者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係。好像他們就應該受到特殊待遇,與其他人不一樣。」此外,她說許多政治記者都知道有數名女性認為Strauss-Kahn對她們構成威脅,但這些記者選擇了不相信這些女性的恐懼,理由是「尊重他的私生活」。

她補充,許多人會開玩笑說他的受害人「很幸運」,因為一個有錢有權的人願意與她們發生性關係。在法國,爭論的雙方都有支持者。部分女權主義者批評社會大眾對性騷擾和性侵犯問題的反應太慢。然而,當#MeToo運動展開的時候,站在反對一方的女性開始了她們的行動。

2018年1月,在法國《世界報》上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中,100名法國女性(包括知名女演員Catherine Deneuve)形容#MeToo運動是「不知節制的淨化浪潮」。聲明稱:「強姦是犯罪,但固執或笨拙的調情不是犯罪,對女人獻殷勤也不等於大男子主義的侵犯。」

Rousseau卻不認同。「我們有『法式誘惑』這種說法(即法國男性主動追求女性的傳統)。但這種『誘惑』完全不是『誘惑』。這是粗暴,是侵犯、騷擾或者強姦。人們很相信(法國)是『浪漫國度』。這是法國對於愛的意義的實際誤解。」她說。

Sandrine Rousseau on st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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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zejewski也同意:「性騷擾是一種權力機制。這與誘惑毫無關係。騷擾者很容易用這個概念作掩飾。但我認為,人們是把兩件毫無關聯的事混為一談。人們要明白,性暴力的本質是霸佔。」

Andrzejewski曾出書講述法國醫院的性騷擾事件,她舉了一個例子:「多年來,外科醫生(大部分是男性)都會對護士(大部分是女性)講黃色笑話,這被真心相信為(法國)文化的一部分,而你必須接受它。」

她說當護士站出來反對這種行為時,她們就會被報復,被指控「打破傳統」。極少數的護士會試圖起訴騷擾者,但許多人也因此被炒,而且被告知:「比起護士,我們更需要外科醫生。」

另一個問題是,法國的社會上仍有很多錯誤的觀念大行其道。法國市場研究公司易益普索在2019年的一項調查發現,37%的法國受訪者相信,一個人因為「妒忌」或「報復」而指控另一個人性騷擾或強姦,是再尋常不過的事。

此外,90%的受訪者認為,過去十年強姦的定罪率有所上升。不過現實恰恰相反,法國司法部2018年的調查指出,過去十年,強姦的定罪率下跌了40%。

Andrzejewski相信,雖然#MeToo運動提高了普羅大眾對性罪行的認知,但受害人仍然選擇躲在陰影中,以免遭受報復。此外,在罕見的法庭案件中,檢方常常會責備受害者,「她要麼是喝醉了,要麼是獵巫,要麼是看起來太『隨便』。」Andrzejewski說。

法國法律將性騷擾定義為多次將有性意味的行為強加於人,或者有冒犯他人尊嚴的行為。Andrzejewski認為此定義令人非常難以理解。Rousseau也同意:「今日法國的司法系統不是為性暴力受害人而設的。」

Rousseau對於黨內處理騷擾和侵犯案件已經絕望,並決心要幫助其他倖存者。她離開政黨,成立了NGO Parler,幫助女性講出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經歷。她同時是里爾大學的副校長。她相信,如果女性不發聲,那是因為「她們害怕投訴」。

像Rousseau這樣的女性,以及其他站出來指控加害者的人,已經讓其他受害人更易於發聲。「雖然她本人未必知道,但女性一旦發聲,是可以起到以一抵十的作用。因為一名女性發聲,會激發其他人站出來,而這種連鎖反應會拯救其他10名女性。因此我們必須這樣做。」Rousseau說。

香港:性是禁忌

2017年11月,香港運動員呂麗瑤打破長達十年的沉默,指控她的前教練性侵了她。在一篇長長的臉書帖文中,這名23歲的跨欄運動員形容,她的教練──她只用他姓氏的第一個字母指代他,叫她去了他家,說要幫她做運動按摩。「因為我只是一個初中學生、因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我尊敬的教練。」呂麗瑤寫道。

呂麗瑤在帖文中透露,這名教練脫掉了她的外褲和內褲。她趴在床上,無法動彈和反應,而她的教練──她全心全意信任的人,開始猥褻她。呂麗瑤當時只有13歲。

呂麗瑤的勇敢鼓舞了其他性侵受害人走出來發聲。然而在這樣一個相對風平浪靜,而且是性仍然是相對禁忌話題的城市,許多人站出來之後,都遭受到公眾的質疑或輕視。

這是香港大學研究生陳思明*的親身經歷。

2015年11月,陳思明開始在香港大學的菲臘牙科醫院上研究生課程。在讀書的三年期間,她不斷受到一名兼職導師言語和肢體上的騷擾。這名導師在陳思明的臉書帖文中被稱為Dr R。

陳思明說,Dr R對她有不恰當的肢體接觸,包括色迷迷地掃視她的胸部,摸她的手臂、肩膀和後背。「我曾經不斷自責。我不知道是我反應過度,還是這根本就是我的錯。為甚麼我沒有叫他停手?」陳思明說。

Dr R也在言語上騷擾過她。他不斷跟她說她個性順從,甚至叫她找個有錢的已婚男人,而不是單身男人。此外,Dr R還不斷對她的衣著評頭品足,叫她穿更多他覺得好看的衣服。「我覺得他變得越來越大膽。我不僅因為被騷擾而感覺受辱,還因為沒有站起來反抗他而感到羞恥。」她說。

Vera Lui shares her story on Facebook

呂麗瑤以#MeToo標籤在臉書上公開自己遭性侵的經歷

這些都是性侵犯受害者很常見的想法。專門處理創傷和創傷後壓力的香港臨床心理學家Tess Browne博士指出,一個人會問「為甚麼是我?」或者「我怎樣才可以阻止這件事發生?」這樣的問題,來試圖在受創之後將自己的經歷合理化。

她指出:「嘗試理解和回答這些問題的強烈慾望可能會導致錯誤的結論。事後孔明的偏見讓人傾向過分高估一個人事前預計結果的能力,而這些結果其實是無法預計的。」Browne補充,這會讓人對自己的行為得出不正確的結論,就像陳思明覺得自己應該對自己被騷擾負責一樣。

陳思明在事發三年之後公開了自己的經歷,但這並非是在香港的受害人中常見的做法。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免費危機支援和諮詢服務的NGO風雨蘭,其總幹事王秀容指出,延遲求助的狀況「普遍而且嚴重」。

該組織在2000到2018年間處理的個案中,事發與求助之間的平均時間差是1,389日(大約3.8年)。在這些案件中,超過10%的倖存者等了超過10年才求助。最長的個案等了58年。

王秀容說:「每個受害人公開自己經歷的過程都是不同的。有些受害人和倖存者會立即求助,因為他們得到家人和朋友的鼓勵和支持。但一言以蔽之,我認為有許多倖存者是為了尋求社會公義而發聲的。」

陳思明被性騷擾的事件在一個農曆新年期間達到惡劣的頂峰。Dr R拿著一封利市走向她的時候,故意把利市放在她的手臂上,利市的邊緣戳到她的胸部。他向前輕推,故意用利市碰她的胸部。這種持續不斷而充滿性暗示的行為終於讓陳思明決定要投訴。

她一開始向一名女性導師投訴,但後者告訴她這是「文化差異」,意思是Dr R可能只是視她為女兒,而他所做的只是「父親式的行為」。陳思明再向課程主任投訴,他嘲笑了她,並告訴她他不認為Dr R的行為是騷擾。

最終陳思明被調離Dr R的課堂,而他繼續在學院任教。學院的職員沒有跟進陳思明的投訴,也沒有關心她的感受。這件事對陳思明傷害很深,讓她覺得更加孤單。

今年5月,陳思明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自己的經歷。「我收到的回覆大部分都是支持我的。」她說。除了朋友和家人,她還收到陌生人的回覆,講述他們在職場或者學校的類似經歷。

但她也遇到了網民的質疑。「LMAO(笑死我了)這叫嚴重性騷擾嗎……」其中一條留言說。另一個則說那只不過是「亞洲文化」的一部分。

陳思明的故事被《南華早報》和Hong Kong Free Press等香港本地媒體報導。「我希望可以有更多關於學校如何落實防止性騷擾政策的報導和關注。」她說。

2019年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所做的一項調查發現,接近四分之一的香港大學生曾經被性騷擾,但其中只有不到3%有舉報。調查也指出,大部分加害者是受害人的同學、導師、講師和教授,而最常見的騷擾是有性意味的評論或笑話。

香港理工大學2018年的一份研究指出,不正當的性行為(如性騷擾、性虐待、性暴力)等議題,鮮少被納入性教育課程。此外,香港有些學校完全不提供性教育,只叫學生克制自己。

香港仍然受到儒家價值觀的影響,這使得受害人很難站出來舉報騷擾和侵犯。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要倫理學說,已經有超過2000年歷史。儒家思想滲入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習俗。

在性別意識方面,儒學的指導原則是「男性高於女性」。傳統上,女性必須守貞,婚前保持貞潔是神聖的,而且女性必須忠於丈夫,即便在他們死後。

王秀容說:「事實上,傳統保守的中國文化仍在主導香港關於性和性別暴力的概念。這種心態讓香港仍然視性為禁忌話題,而且在很多家庭中,如有人遭受性暴力對待,仍然會被認為是可恥的。」

王秀容也指出,香港的女性被期望自我克制,並壓抑性需求。「這種觀念很容易就會強化人們漠視女性說『不』的態度。這會導致在社交和性的互動中,女性許可的缺位。」她說。

香港令人困惑的司法系統也使得受害人難以舉報性騷擾。在香港,平機會負責處理有關性騷擾的投訴;受害人如果想採取法律行動,必須在事發後12個月內提出投訴。

「如果受害人希望在區域法院提出民事索償,就要經過非常複雜、費時的程序,而且通常所費不菲。政府應該考慮簡化平等機會相關案件的處理程序。」王秀容說。

2009年,平機會提交意見書,建議政府透過設立平等機會審裁處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認為無此必要。

2014年11月,《區域法院平等機會規則》修訂生效,透過簡化狀書來加快審理平等機會申索案件的程序,目的是讓受害人更容易站出來報案。

「走出來並不容易,但與有同樣經歷的倖存者交流讓我可以繼續走下去。這讓我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陳思明說。n

Tomomi Kikuchi在日本以及Megan Clement在法國額外報導。

*已按受訪者要求更改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