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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文章

香港

潛藏的痛

嚴重抑鬱、創傷後壓力症(PTSD)、自殺傾向,自一個女人的童年開始,便如影隨形。

陳倩茹*在香港深水埗的童年,有許多時間都是獨自一人度過的。她的父母在製衣廠工作,工時很長,勉強糊口,而她的哥哥則忙著讀中學。

她回憶道:「雖然我父母掙的錢很少,但他們對我和哥哥很好。尤其是對我,因為我年紀最小。他們把力所能及的一切都給予我們,即便我們當時生活艱難。」

膽小文靜的陳倩茹童年似乎過得頗滿足。她沒有使性子,沒有挑戰底線,也沒有質疑父母的權威。「因為我從不抱怨,我的父母,以及他們圈子裡的所有人,都覺得我是一個永遠開開心心的乖女孩。」陳倩茹回憶道。然而她不過是在平靜的表面下,一直默默地忍受痛苦。

特殊待遇

入讀小學後,陳倩茹很快就成為了明星學生。她所有科目的成績都名列前茅,老師們都很喜歡她。當中有一人,尤其對她照顧周到。「小學四年級,有個老師對我非常好。我是他最出色的學生,拔尖生。他給我特別的作業,而且總是說我很有潛質。」

陳倩茹說,一開始,她以為老師只是對她好。他看得到她的聰明,並希望激勵她。「我以為這個老師特別重視我,是我的莫大榮幸。」她說。隨著這一年過去,那名老師──一個會在上課時抽煙的光頭中年男子,開始點名要陳倩茹在其他學生考試期間走到他的書桌前。「然後他會抓著我的手或摸我的身體,一開始是暗地裡做的。有時他會在跟我說話的時候,摩挲我的後背或者屁股。」她回憶道。

有次事態惡化了:這個老師邀請陳倩茹去灣仔一個他組織的活動上做助手。「我幫他拿著一些紙的時候,他帶我走入樓梯間,之後非常用力地抱住我。我那時候還小,我試圖推開他。我記得他說:『怎麼?你害羞嗎?』」那天活動之後的傍晚,他們一起回到空蕩無人的學校。那是週末,其他學生和老師都已經離開。「我記得他站在樓梯頂,示意我走上來。當我走上去之後,他用舌頭親吻了我。我不記得那有多久,但我記得他的鬍子。我現在仍然可以感覺到。我仍然可以聞到他的味道。他有一陣煙臭,那股味道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中。他親完我之後說:『這非常特別。我不會對別人這樣做。』」陳倩茹說。

天性羞怯的陳倩茹一句話都沒有說。她跑回家,躲在房間裡哭了好幾個小時。「我不清楚我為甚麼會哭。我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但我知道那是錯的。我無法解釋我的感受。他是我的老師,不是嗎?為甚麼他要那樣做?我是不是做錯了甚麼?在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人可以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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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眼前

陳倩茹的父母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所以小女孩有很多時間都是在祖母家度過。那裡又暗又擁擠,牆面總是濕漉漉的。「我記得那裡很少陽光,很多戶人家擠在一起。我的很多親戚都和祖母一起住,包括好幾個堂兄弟和幾個叔叔。」

陳倩茹最小的叔叔只比她大15歲,當時20出頭。「因為我每天都會獨自從學校走回家,我的叔叔會在街上接我,之後帶我回去祖母家。那時沒有電梯,我們只能走樓梯。」

有一天,他們正在走樓梯的時候,叔叔忽然抱起陳倩茹,抱在他胸前,然後吻了她。「他抱了我一會兒,之後把我放下,然後繼續走,就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我很害怕,也很困惑。剛剛發生了甚麼事?」她回憶道。

之後幾個星期,她一直在試圖搞清楚發生了甚麼事,與此同時,她叔叔的行為更加肆無忌憚。「我和其他堂兄弟在玩,小男孩在到處跑時,叔叔會摸我的身體。他有次將我帶入廚房,然後開始親我。我掙脫離開,不知道他接下來還要做甚麼。我的另一個叔叔,年紀大一些的,走了進來。那拯救了我。我以為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但他從來沒有跟我提起過。」

之後幾個月,陳倩茹試圖保守秘密,埋頭讀書,但她無法躲開叔叔的猥褻。終於,陳倩茹的媽媽說,她夠大了,能夠自己在家做功課,毋須再去祖母家。「我想那時候我是小學五年級吧,很難準確記得,但當我媽媽說我不需要留在祖母家的時候,那就像上天賜福。」

然而那卻是陳倩茹童年最大創傷的開端。她叔叔知道她獨自在家之後,便開始來訪。他總是有藉口:一次是放下要洗的衣服,之後是一張紙條,或者拿來一些甚麼東西。有次,他強暴了她。之後那一年間,又發生了好幾次。 

「回想過去,我總是會問自己:『我為甚麼要讓他進門呢?為甚麼我不假裝自己不在家?』但我是一個很聽話的女孩。我總是謹守規矩,我從不質疑大人。」

陳倩茹向她父母、哥哥和祖母隱瞞了這一切。她說:「我發誓我永遠不會告訴父母在我身上發生了甚麼事。他們是簡單善良的人。我想保護他們。我知道他們會怪自己把我獨留在家。我媽媽會認為那是她的錯,而她會因此再也高興不起來。他們的幸福快樂對我而言是最重要的。」

終於,她叔叔不再上門了﹐那大概是陳倩茹從小學六年級畢業的時候。她終於鬆一口氣,覺得事情終於完了,但之後幾年,她一直在隱藏自己的傷痛。 

有一把聲音叫我跳進那個黑洞。

陳倩茹

中五的時候,她第一次跟自己的一個朋友透露了這段經歷。那時候她大約十六七歲,兩個年輕的女孩子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有許多次,我想自殺。我也想過找把刀殺死他。我滿腦子都是這些瘋狂的想法。我覺得他毀滅了一部分的我,就像有些事情從那時候開始再也不一樣了。」

她的老師和叔叔都曾經是她以為可以信賴的人。「我的人生失去了安全感,我去哪裡都感到害怕──在街上走的時候,坐地鐵的時候,自己在家的時候。我再也感覺不到安全。」

升上中六後,陳倩茹向一名輔導員尋求建議,但她不覺得自己可以說出全部真實的感覺。她說:「我當時很年輕,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處理。或者當時我未準備好說出來。」

隨著陳倩茹升讀大學,她的自殺傾向越來越嚴重。「我覺得我透不過氣,就好像我做的一切都沒有價值。」她回憶道。一天下午,她坐在窗台上,看著樓下的車流。有一把聲音叫她跳下去。「我記得我看到車來車往、燈光,還有一個越來越深的黑洞,在吞噬路面。然後這把聲音叫我跳進那個黑洞。我感到無法抗拒,但我媽媽剛好打電話給我。那把我拉了出來。」

成年之後,陳倩茹說她不時覺得情緒不穩,可能連續數週陷入抑鬱,難以逃離。她自從中學後再也沒有尋求過專業協助,但她讀了一些網上資源,以及關於心理、心靈和性創傷的書。「我知道很多人都問過同一個問題:『這是我的錯嗎?我是否應為此負責?是不是我讓自己成為受害者?』這讓我明白到,為甚麼我會覺得自己毫無價值。」

無處可藏

大約30歲的時候,陳倩茹終於告訴她哥哥和嫂子自己童年時期的遭遇。「他嚇壞了,不斷回想那些他未能保護我的歲月。他的支持和理解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我只是需要知道,我毋須獨自面對一切。或者我應該早些告訴他,但那時候不容易說出口。」

陳倩茹說,在她家,深入的對話並不多。他們通常只聊日常、高興的事情。在中國人的家庭,討論隱私細節和情感是一種禁忌。

現年45歲的陳倩茹擁有高度專業的事業,也有很多支持她的朋友。不過她仍然感覺空虛,因為她仍不時受到情緒的束縛。成年之後,她也遭受過數次性騷擾和侵犯。其中最難克服的一次經驗發生在大約七年前,當時她在香港的一家大機構工作。

陳倩茹的老闆在她被提拔為部門主管的時候加入公司。「我成為了他的目標。」她說。他看起來很外向和喜歡交際,為人很友善,但也喜歡毛手毛腳。老闆在開會之後會擁抱陳倩茹,一開始,她以為那只是他的管理風格。

之後,他開始在陳倩茹仍在工作的晚上到訪她的辦公室,那時候辦公室很少人。「他會坐在我桌子的邊上一陣,跟我說話。之後他會起身說再見,擁抱我,其間撫摸我的身體。」她回憶道。

因為害怕這種擁抱會繼續加劇,陳倩茹努力盡早完成工作,並避開任何與老闆在夜間碰面的機會。她也告訴自己的直系女性上司,她們討論過向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投訴,但最終,陳倩茹決定不這樣做。她擔心被報復,也認為那會影響自己的事業。

陳倩茹說:「我上司建議去平機會,但我不認為那會帶來任何真正的改變。他們只會派出一個調解員,而你最多只可以期望得到一個道歉,以及一個改善的承諾。但那甚麼都不是。」

在一次季度會議中,員工獲邀匿名表達意見,陳倩茹建議實施「門常開」政策和採用玻璃牆,以保障女性僱員的安全。那次之後,她的老闆再也沒有進她的辦公室了。

後來,陳倩茹聽說這名男性高層也騷擾過其他同事。「我的一個同事說,他叫她坐在他大腿上,然後他摸了她的胸部。」這名女同事沒有正式投訴,但之後不久,她和那名男性高層都離開了公司。

陳倩茹相信,辦公室發生的這些事是香港的縮影。「在這個社會,女性仍然一直受傷害和被佔便宜。社會並不公平,保護措施也遠遠不足,無論是公司指引還是政府保障。我也認為當中有部分與中國文化有關。性仍然是一個非常禁忌的題目,這帶來更大的羞恥感,令受害人更難以啟齒。」

ghost from the past

來自過去的幽靈

三年前,有一件事再次揭開了陳倩茹的傷疤。她出席一名家族成員的婚禮,卻很擔心叔叔也會出現。當她得知他馬上就要到達婚宴現場的時候,她跑了回家,非常害怕。

「我在坐港鐵時全程在哭。我無法控制我的淚水。人們都盯著我看。我覺得他好像再次用某種方式傷害我似的,就算我已經長大成人。」她回憶道。

她那天沒有和叔叔碰面,但僅僅是他的存在本身,對她來說已經是不能承受的威脅。去年,一個年長的叔叔去世的時候,陳倩茹的家人一同前往葬禮。她已經多年沒有見過對她施暴的叔叔,但他當時就在靈堂現場。

「我在葬禮現場看到他的時候,我極為震驚。我的心臟狂跳。我再一次感到很害怕,很脆弱。我無法放下。我不覺得他有可能理解他對我造成的傷害。」陳倩茹說。 

她說,那種傷害滲透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自尊到情緒穩定到人際關係,從表面是沒可能看出這些影響的。儘管在訪問中,她看起來優雅從容,裙裝清爽,髮型有稜有角。

「即便我在事業上已取得了一些成功,但重要的是,要記住無論背景如何,人人的內心都有可能遭受過摧毀。憑肉眼很難看到這種破壞的程度。這麼多年過去,我仍然在掙扎。那對一個人的生命構成極大的傷害。我失去了對人的信任,我質疑自己,我要對抗抑鬱……人們以為那會過去,你十年之後就會『好了』。但其實傷疤一直都在。」

無論背景如何,人人的內心都有可能遭受過摧毀。

陳倩茹

被叔叔強暴之後,陳倩茹有幾十年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在她最黑暗的時刻,抑鬱把她拖進絕望深潭。「我在我的潛意識裡建築了這樣一個堡壘,是黑暗到我無法觸碰的。當我情況很糟的時候,我的內心就會更接近那個黑暗城堡。感覺就像如果我碰它一下,我就會被扯入黑洞。我想將它從腦海中抹走,但我不能控制它對我的影響。」

不過生活也不全是廢墟。最近幾年,陳倩茹說抑鬱較少發作了,她也終於覺得自己走上了治愈之路。「我用了很多年質疑自己,想搞清楚我是不是應該為發生了的事負責?我好幾次對生活絕望。但過去三十年,我變得更堅強了。我不再那麼羞怯,我變得更有決心保護自己。」

雖然傷疤已經成為她的一部分,但她覺得自己值得被愛,而且有能力接受愛。「我希望其他受害人明白,我們是可以治愈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先愛自己。」

她說,受害人敢於發聲、去找支援網絡也很重要,而最重要的是停止責備自己。「我不再去想,如果我做了別的選擇,會發生甚麼事。如果我做了這個,而沒有做那個又會如何?這會把我折磨死。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我讓那個小女孩失望了。我恥於面對她。她被圍困多年,獨自哭泣。」

「如果我可以跟她對話,我會說:『不要再怪自己,妳是好孩子。妳不是獨自一個,你值得真愛。真的。』」

*應受害人要求使用化名。

healing from the past


卸下痛苦

香港臨床心理學家吳如花在過去30年一直為女性服務。她說,性侵受害人常常會覺得自己「一文不值」,此外還有創傷後壓力症(PTSD)、抑鬱和低自信。

「當你經歷過嚴重創傷,比如侵犯或者強暴,你就很有可能患上PTSD。」她說。症狀包括因為噩夢睡不好,感到強烈的恐懼和憤怒,缺乏安全感,易怒,過度警惕,對身邊事物無感,以及強烈的逃避反應。「如果那人想起這段經歷,也許是因為見到某個人,或者去了某個熟悉的地方,他們也可能會閃現一些不安的回憶,感覺好像再經歷一次當時的事一樣。」

心智尚未發育完全的兒童尤其脆弱。吳如花說:「他們會試圖理解這些經歷,而這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尤其當侵犯他們的人是熟人的時候,比如家庭成員。他們往往會責備自己。」

此外,她說孩子很少會舉報自己遭到性侵犯。通常他們會隱瞞這件事,直到他們年紀更長──如果他們最終真的會把事情說出來。「最常見的理由是感覺羞恥。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我們被引導相信被性侵或者被強暴是骯髒的,而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那我一定是很骯髒。此外還有很多自我羞恥和罪疚感,這會讓人感覺到他們不再值得被愛。」吳如花解釋道。

吳如花說,受害人求助的時候,他們往往還沒意識理解創傷的程度。比如,他們可能會為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心理問題求助。透過治療,他們會發現過去的創傷其實是跟那些心理問題相連的,甚至是其他心理或生理症狀的根源。「受害人發聲真的非常重要,並要盡快讓其他人知道他們的經歷,這樣才能減少這些經歷對他們生活的負面影響。」 

然而發聲是很難的。在香港,強暴的汙名仍然嚴重,文化禁忌和偏見會讓創傷惡化。很多時候,父母會責備受害者,因為他們無法接受發生了的事。又或者,父母不會報告性侵害事件,因為他們怕丟臉,擔心破壞加害人的聲譽,或者招來報復。

例如,如果一名母親要靠她的丈夫生活,而丈夫侵犯了他們的孩子,母親便可能會考慮到後果,並認定指控丈夫會為他們的家庭帶來更大的危險。

現有的專業和法律支援系統也給受害人帶來問題。吳如花說:「在去年的一宗案件中,受害人到了警署報案,之後去醫院檢查,但整個過程並不好受。受害人在需要安全感的時候卻遭到冷待。警方和醫護人員應是『受過訓練』來應對性侵受害人的,但他們似乎並沒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