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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文章

自主之難:及時終止懷孕在香港面臨的障礙

冗長的輪候時間及帶有偏見的醫護人員,均阻礙了年輕女性尋求適切的人工流產服務。

當Sally*看到驗孕棒的兩道杆時,只感到晴天霹靂。此前,她因為經期推遲了一個月便嘗試驗孕,沒想真的到懷孕了。確定懷孕後,Sally立即聯繫青躍──一個關注年輕女性及她們的生殖健康的非政府組織。當身旁的社工不斷鋪陳出各種資訊 時,她腦中卻一片空白,僅有一個強烈的念頭:一定不可以生下來。

那時她剛滿18歲,仍然在學,如果選擇生產,不但會中斷學業,也會破壞她跟家人的關係。然而,如果她選擇終止懷孕,學業或會受阻,而她亦可能要面對父母的責難。眼前的兩難,令她進退失據。

Sally對自己說,終止懷孕是最可行的艱難選擇。在社工陪同下,Sally前往家庭計劃指導會(家計會)求助。由於她的身體出現她不願意透露的特殊狀況,因此不適合在家計會進行手術,故被轉介到公立瑪嘉烈醫院。

沒想到,這竟是漫長煎熬的開始。當時,Sally被轉介到瑪嘉烈醫院排期進行手術。從首次赴院到手術期間,檢查非常仔細,醫生其後再安排了多次檢查和覆診。

這些覆檢均不能改期,如果她錯過了就要重新排期。如是者,Sally因覆診而無法上課,令出席率不足,嚴重影響學業進度。

因輪候時間漫長,Sally到懷孕差不多三個月時仍未能接受流產手術。待輪到她接受手術時,她的胎兒被判定為沒有心跳,醫生遂安排她接受藥物流產,而非流產手術。

流產手術被認為是其中一種最安全和快捷的方法,手術期間,病人將接受麻醉。當麻醉藥生效時,醫生將會把吸管探入病人的子宮裡,輕柔地施加壓力,把胚胎組織吸出子宮。而Sally的個案則是使用口服藥物以刺激子宮收縮從而排出胚胎引發自然流產。流產後,Sally還需要覆檢兩至三次以跟進恢復進度。

從發現懷孕到藥物流產,整個過程共歷時約四個月。這趟經歷令Sally身心俱疲,她不但要面對來自學校、家庭和應診的強大壓力,還有脆弱的情緒。

「其實,醫院本來已有規定流產需要在特定期限內(24周,或六個月)進行,那為甚麼排期歷時這麼長?我的情緒也會折磨自己,我不需要醫院來折磨我了。」

終止懷孕後,Sally感到抑鬱,情緒亦常波動。她經常脾氣暴躁,拒絕進食,整天以淚洗面。現在回想起來,Sally覺得那時候的低落情緒,原是因為壓力、未知,以及醫院的漫長輪候。

不少研究亦指出,終止懷孕並不一定導致負面情緒,關鍵在於能否得到適切的支援:能否得到適時和專業的照顧、女性的決策和意願是否受到支持,以及在康復期間有否得到關懷等。不幸地,在香港,不少年輕女性卻要面對冗長的輪候時間以及社會污名。

我的情緒也會折磨自己,我不需要醫院來折磨我了。

Sally

漫長等待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首次確認婦女的墮胎權受憲法保障。此後數十年,不少國家和地區陸續把終止懷孕合法化,包括香港。

1969年,香港一名17歲少女因姦成孕,她要求合法地終止懷孕,卻被政府拒絕,事件引起公眾關注並開展了公共討論。幾年後,隨著港府於1972年提出合法流產的法案,人工流產在1976年正式合法化。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第47A條,在兩名註冊醫生同意下,個人能於指定醫院接受終止懷孕手術,但醫生的批准需依據具體情況而定。

目前在香港提供合法人工流產服務手術的醫院包括19間公立和私家醫院。家計會轄下的診所亦為其一,提供藥物流產和手術流產,但只為懷孕10週內的孕婦進行手術。除此之外,家計會亦會在手術前提供免費諮詢和輔導服務。

在私立醫院,終止懷孕手術大多能於數天內安排,但公立醫院的終止懷孕服務一般要自轉介後排期兩至三個月。一旦妊娠超過了第14個星期,醫生或需要以引產進行流產,因為胎兒那時的發展狀態未必再適合以吸引手術終止懷孕。引產為女性所帶來的身心負擔則更大。

即使排期時間長,但仍有不少人選擇公立服務,因為費用較其他合法流產服務更可負擔。在提供合法流產服務的機構中。公立醫院收費最低,約數百至1,000港元,家計會收費約4,000至5,000元,而私立醫院則高達二萬至三萬元。

一般而言,女性或她們的伴侶往往會自掏腰包付費,而不少沒有穩定收入的年輕情侶,則需要向家人或朋友借錢。Sally在公立醫院接受終止懷孕,因此費用只需約1,000港元,她能自行用積蓄支付。

公立服務對不少有經濟壓力或是收入不穩的年輕女性尤為重要,就像出身於基層家庭的學生Sally一樣,她們往往無法負擔高昂的費用。然而,公立服務比想像中更為短缺:瑪麗醫院轄下婦產科的專科門診每星期只有一個早上時段提供終止懷孕的醫療程序評估,以及一個下午時段提供終止懷孕醫療程序服務。

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在2019年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上動議促請政府縮短公立醫院終止懷孕服務的輪候時間,以減輕婦女的負擔。

動議最後在2019年4月15日獲得通過,但青躍創辦人林寶儀批評,實際的改善並不顯著,因為服務短缺這個根本問題並未解決。關注年輕女性和生殖健康的非政府組織,包括青躍均指出,雖然政府聲稱已廣泛地提供終止懷孕服務,但實際提供服務的醫院只集中在兩至三間 (包括瑪麗醫院和瑪嘉烈醫院)。 除此之外,青躍表示,政府並沒有積極地向尋求流產服務的女性提供更多資源和支援,「我們曾向政府提議在公立醫院的網站加設一些終止懷孕的資訊,醫管局官員卻認為這是鼓勵人們去流產。」林寶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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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選擇

當Catherine*還是個中學生時,她在15歲經歷了第一次流產。她和她的男朋友並不知道如何適當使用安全套,而安全套在性行為時脫落,導致她意外懷孕。

由於Catherine當時未滿16歲,她的18歲男朋友──亦即她現在的丈夫──干犯了《刑事罪行條例》第124條,該條例訂明與16歲以下女童性交,即使得到女方同意,亦屬違法。為免家計會或醫院會要求她供出父親的身分和通知警方,亦為男友免受可能被監禁的刑責,Catherine選擇了黑市服務。

經朋友介紹下,Catherine在旺角覓得一家黑市診所。她記得,她到了一幢唐樓大廈尋找那間診所,兩房一廳的診所設備簡陋,等待區裡早早坐滿人。輪到Catherine時,醫生便囑她吃止痛藥。待藥效發作 後,她走進手術間並坐到婦科檢查椅上,醫生便開始以真空吸引術替她進行流產。她記得,大約10分鐘後,手術便完成了。

儘管缺乏官方的記錄,但長久以來一直有非法的流產診所在香港經營。女性大多透過口耳相傳來找到這些診所,比預約公共服務快捷得多。這些非法診所提供的流產服務索價數千元不等,根據懷孕週數而定。在終止懷孕後,這些診所亦不會提供術後諮詢或覆診服務。

據警務處資料,在2007至2017年7月期間,涉及施行非法流產的案件共有26宗。一些在這些診所工作的醫護人員可能是曾在大陸執業的醫生,但他們在香港並沒有施行終止懷孕的執照。例如,在2017年,兩名女士因為在一個公屋單位向女性提供非法終止懷孕服務而被判囚17和10個月。

首次手術後,Catherine卻未有學習到適切的避孕知識,半年後,16歲的她再次因為避孕套在性交時脫落而懷孕。這次她轉到家計會求助,卻沒料到這竟是一趟艱苦經歷。

「醫護人員對我說,『你因為要讀書,因此不想生下來,所以你再次犧牲了一個生命。』」Catherine回憶她和家計會職員的對話說。青躍社工易君璧說青少女在家計會的經歷有時可能不太愉快。「一些我們服務的女生在家計會亦曾遇過不太好的經驗,」她說。

「輔導員或醫護人員會跟她說:『為甚麼不生?你有能力生的。』雖然如此,但家計會也有體諒女生的輔導員,要看女生能否有幸遇到。但不批判的原則不應該因人而異,而是要一致的。」

在責難她後,家計會職員把Catherine轉介至瑪麗醫院,排期兩個多月後終能進行手術。在醫院,Catherine認為在生理和心理層面都經歷了一趟比黑市診所更難熬的過程。那天入院後,她注射了止痛藥,痛感仍然強烈,而身邊圍著醫生和實習的醫科生,他們公開地談論她的流產手術,並沒有尊重她的私隱,令她感到異常難堪。

一年後,當她因為不安全性行為而第三度懷孕時,Catherine轉投黑市流產服務,以避過責難和折騰。不少本地和外國研究均指出,醫護人員的偏見會阻礙女性獲得安全和可負擔的流產服務。以Catherine為例,她害怕醫院人員的批評,以及公立醫院冗長的輪候時間和欠缺私隱的服務,因而不得不作出一個更危險的選擇。

非法診所通常不會遵照衛生規定來經營,職員亦沒有足夠的醫療經驗和有效牌照。若術後出現併發症,更難以追究涉事人員,因為使用這項服務的女性可能基於私隱或個人情況的考慮而不願意向警察舉報。以Catherine為例,她害怕一旦向警察透露,她的伴侶將被處以刑責。

根據「2016年青少年與性研究」,受訪的596位年齡介乎18至27歲的青少年中,大約每六宗終止懷孕的個案中便有一宗是非法的。整體而言,32%的女性選擇家計會的服務,39%在香港的醫院接受終止懷孕服務,16%的女性則選擇在香港非法終止懷孕,包括在非法診所或自行進行流產。

在香港,不時有女性因為自行以藥物流產後感到不適,需要送院治理。例如在2019年,一名外傭懷疑以藥物非法終止懷孕後身體不適被送往醫院。

該調查亦顯示,到中國大陸尋求服務的青少年亦佔23%。一般而言,中國大陸的公立醫院和註冊診所均提供安全、適時和可負擔的終止懷孕服務,但一些牟利的私立醫院和無牌診所往往不受嚴格規管。

在Ariana訪談的七位女性中,一位曾於大陸接受手術。該位要求匿名的女生指出,那間私立醫院收費毫無清晰標準,而醫生更不斷向她推銷不必要的醫療服務,例如價格高昂的流產手術和流產後護理服務等。 跟香港的非法診所一般,一些內地的非法門診亦可構成極高風險。2014年,一位懷孕女性在東莞一所非法門診接受終止懷孕手術後嚴重出血,最後被送入醫院,醫生更需要切除她的子宮來救她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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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鞋」

在香港,曾終止懷孕的女性在事後不但需要恢復身體和情緒,更需要面對根深蒂固的社會污名。這就像Joan*的經歷,她25歲時因為體外射精失敗而意外懷孕,伴侶的冷漠和不擅支援令她感到創傷,而她亦深深感受到自己被社會所譴責。

在搜尋服務資料時,Joan看到無數批判墮胎和有此經歷的女性的討論。在高登討論區上,曾有網民的留言把流產的女性比喻為「死過人的舊鞋」。

「那時候我真的很擔心,這件事會不會影響我將來擇偶呢?我未來的伴侶會不會介意呢?」她回憶起當時的憂慮。

在終止懷孕後,Joan並不掩飾她的經歷,面對朋友她大多如實相告,雖然一些朋友表示支持她,但一些人也批評她,形容她的行為是「錯誤」和「不負責任」的。她亦從來沒有跟家人提起,因為害怕面對家人的責難。

「我覺得大家很容易會把我定性為一個曾經墮胎的女人」,Joan說,「只會記得在我身上曾經發生過這件事,而這件事將會跟隨我一生。」

Joan曾經因為朋友的批評而感到情緒低落,甚至想過要不然一輩子單身。她還想到,將來的伴侶可能會因為嫌棄她的過去而離開她。但隨著時間過去,而她亦得到社工的支援和輔導,她最後想通了。

「我覺得,既然這件事發生了,而它確切地在我的生命中存在過,那我就不要害怕告訴別人,」她說,「我希望我將來的伴侶明白這件事。」

青躍社工易君璧說,終止懷孕和曾經有此經歷的女性在香港社會所承受的污名,源於本地的傳統性別觀念和宗教文化,以及教育,「在學校,年輕人往往被灌輸一種想法,即終止懷孕是一件很差的事,是等同於扼殺生命,是一個人生污點。」她說。

宗教信仰亦有影響,例如在基督教和佛教的角度,終止懷孕被視為不道德。一些有宗教信仰的女生會感到更自責,甚至覺得有「嬰靈」跟隨自己,心理負擔愈加沉重。

再者,香港的性別文化傾向保守。在這種觀念下,曾終止懷孕的女性被視為不道德,而她們的身體已「受損」,其價值被貶低。這些污名令許多女生把自身的經歷視作秘密。 「許多女生不敢向任何人提及終止懷孕的經歷,面對親人、後來的戀人或者朋友,都是三緘其口,因為害怕被責難。」易君璧說。然而,沉默也讓污名得以在社會上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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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來自青躍的蔡嘉莉、林寶儀及易君璧

教育的落差

還有其他像Joan、Catherine和Sally一樣的年輕女性因意外懷孕而感到掙扎。根據家計會「2016年青少年與性研究」,5%的受訪者曾經終止懷孕,當中30%曾於18歲或以下首次接受人工流產。

在一篇2010年發表的定性研究論文中,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洪雪蓮根據她在2007至2008年訪談的一班弱勢青少女的人工流產經歷寫道:

「正是這些困乏和被邊緣化的年輕女性的世界,例如那些參與這項研究的女性,揭示了香港終止流產經驗中被隱藏的一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成人對性和年輕人的主流和消極的道德觀念的行為和論述。

儘管有研究發現,18歲以下青少女的性行為愈來愈普遍,但針對年輕人的性教育和生殖健康服務均沒有回應未婚懷孕的現象,卻只對青少年的性行為作出譴責。這導至了懷孕青少女處於弱勢和欠缺支援。」

洪雪蓮的論文發表了幾乎10年,但在社會污名或教育政策層面上,均沒有顯著改變。例如,當年的教育署在1997年制訂了《學校性教育指引》以供中小學參考,惟事隔23年,這份指引卻從未更新。

負責性教育項目的青躍職員蔡嘉莉表示,學校作為社教化其中一個重要媒介,理應向學生傳遞符合他們需要的性教育。這些教育包括如何有效使用避孕措施,或意外懷孕後要如何自處。

女性應該要自己決定她的生命。

Joan

青躍的其中一個目標是使社會上更多學生和青少年能獲得適切的性教育,然而,非政府組織到學校提供性教育培訓往往會遇到來自學校的阻力。比如說,蔡嘉莉提到,一些培訓課題,例如是性病或避孕方法等,只有少數非宗教背景的學校接受,因為教會背景的學校均傾向採用禁慾為主的性教育。

有一次,青躍到一間中學講解意外懷孕、人工流產政策以及領養等主題。當青躍的代表完成發言後,一位老師隨即衝上台糾正她們,向學生呼籲說,把小孩送往領養會為孩子帶來一輩子的悲慘。從此,青躍再也沒有收到這間學校的邀請。

除了提供性教育課堂外,青躍的社工更會直接支援終止懷孕的女性,包括決策過程的陪伴、協調個人關係,以及平復羞愧或內疚等負面情緒。

「這些年輕女生會覺得,雖然自己做了這個決定,但她們也知道應該要做好安全措施,其實意外懷孕是可以預防的。」易君璧說。在這些輔導環節中,青躍還會讓這些女生為更好的將來作好準備,教導她們使用現代化的避孕方法保護自己,包括安全套、口服避孕藥、子宮環或避孕針劑等。

「最重要的宗旨,」易君璧說,「是支持女生的決定,使她們能得到充權,從而能主導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生命。」

然而,達到自主毫不容易。反思自己的流產經歷時,Joan意識到社會污名和針對人工流產的道德論述其實是一種操控的手段,「女性對自己的身體一向沒有很大的自主權。很多時她們會受到家庭、丈夫和傳統文化的影響,令到她們不能自主,」她說。「但這次經歷後,我明白到,女性的身體應該由自己主宰,她應該要自己決定她的生命。」

*已按受訪者要求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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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撮要

– 年齡介於18歲至27歲的香港女性有5%曾終止懷孕

– 許多年輕和貧困的女性無法負擔私家醫生的服務

– 公立醫院可能需等候二至三個月

– 有些人因等候時間過長或畏懼醫療專業人士批評而選擇非法診所

– 教育局23年未曾更新性教育的相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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