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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手,熱的心

二戰飛虎隊護士、護理學教師陳可慰,是香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醫護人員之一。

1941年12月,日本皇軍進攻香港,滿城盡是爆炸巨響。這就是「香港保衛戰」,二戰中太平洋地區最先爆發的軍事行動之一。當時,啟德機場遭到空襲,鯉魚門炮台被轟炸,民用設施也受到破壞。

聖誕節當日,暴行升級,日軍闖入聖士提反書院的病房(當時這間學校被臨時徵用為軍醫院),並攻擊大量傷兵和醫護人員,這次行動後來被稱為「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在這次大屠殺中生還的人,都被緊急送到瑪麗醫院。

當晚照顧受害者的護士中,有一人叫陳可慰。她當時21歲,剛從護士學校畢業,就目睹了當晚可怕的景象:重傷者湧入病房,一名護士同事的腿要被截除。作為同屆學生中的佼佼者,陳可慰仁心不移、臨危不亂地協助醫生完成了那次手術。

這樣的能力在陳可慰的職業生涯中一直引導著她,讓她成為香港最受敬重的護士之一。

醫護傳奇

1920年6月27日,陳可慰在廣州出生。她的母親周理信是中國最早的女西醫之一,父親陳步賢則參加了1911年推翻滿清皇朝、建立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之後在1920年代成為廣州的參議員。

在中國軍閥混戰之際,周理信帶著才三個月大的陳可慰來到香港。在陳可慰與次女鍾端玲合寫、於2012年出版的自傳《飛虎戰.駝峰險.亂世情》中,陳可慰談到她「不一樣的童年」,是在醫院護士宿舍中與受過醫學訓練的母親一起度過的。

儘管陳可慰是一個很有天賦的學生,但她並沒有上過大學,也沒有追隨她母親的步伐成為一名醫生。 鍾端玲解釋道:「(我的母親)自願放棄大學教育,去當有薪金但沒有學位的護士,是為了可以資助她的弟弟上大學。」

她培育並啟發了香港一整代的護理人員。

鍾端玲

飛向危難

陳可慰後剛好在日軍入侵香港的時候完成瑪麗醫院的護理培訓。隨著香港保衛戰酣鬥蔓延,並以日軍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告終,陳可慰最終逃到了中國西南部的重慶。

接下來的數年,是奠定陳可慰人生走向的關鍵時期。她在中國大陸得悉了史上第一個美國志願空軍團「飛虎隊」的事蹟。這支空軍中隊由美軍上尉陳納德帶領,隊中來自美國陸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飛行員和中國軍隊並肩作戰,對抗日軍。

帶著對飛虎隊的崇敬,陳可慰在1942年初轉到雲南昆明,以護士的身分支援飛行員,成為與飛虎隊並肩工作的首四位中國女性之一。1943年伊始,因為飛虎隊被收編進美軍,她轉到了中國航空公司,擔任「駝峰航線」的空中護士。此航線需要飛越重慶和印度加爾各答之間,位於喜馬拉雅山脈東部邊沿的「駝峰」。在日本切斷滇緬公路之後,盟軍就只能靠這條航路空運戰略物資到中國。

飛這條航線非常危險,因為當時他們所用的螺旋槳飛機設備差,並不適合飛至航線要求的飛行高度。陳可慰完成了大約50次飛行任務,冒著生命危險拯救了數百人。她在自傳中寫道:「我很珍惜這個機會,可以保衛中國,並見證美國空軍和醫生的勇敢與獻身精神。」

「在我多次飛越『駝峰』的任務中,有一次最為危險……飛機忽然猛烈搖晃。機師(之後)告訴我,那是因為有一架日本軍機跟著我們,我們不得不在山峰之間閃躲飛行。」

在加爾各答服務「駝峰航線」一段時間之後,陳可慰被調到上海龍華機場工作,並晉升為中國航空公司的護士長。她在這時邂逅了她後來的丈夫鍾華亮。鍾華亮當時是香港義勇防衛軍的一名炮手,負責維護武器和給前線支援彈藥。他和陳可慰一樣,信奉自由、無私和服務的價值。他們於1945年在加爾各答結婚,之後廝守64年。

Rebecca New

言傳身教

戰後,陳可慰回港定居,並繼續在醫護界工作數十年。1958年,她當選為香港護士產科士聯會主席,此前她已擔任該會的理事。

她在擔任該會主席的三年間,為香港的護理業帶來了數個關鍵的改變。在她的領導下,所有護士都要接受技術英語訓練,以拓展她們的技能和就業機會。

1963年,陳可慰成為香港政府的護士教師,同年獲香港最大型、歷史最悠久的慈善機構東華三院選中,成為首批被送往澳洲墨爾本護士學院進修的護士之一。學成歸來後,她在1964年被東華三院提拔為該機構護士學校的總教師,負責管理學校和指導年輕學生。

1967年,陳可慰開始倡議男女護士同工同酬。那時候,女護士的薪酬和福利慣常地比同職級的男護士少。陳可慰的努力為政府在1971年發表的護士統一薪級表奠下了基礎,促進了護士業同工同酬的進步發展。

陳可慰於1975年55歲時退休,其後與丈夫移居多倫多。「她生活低調,從不炫耀自己的成就。」鍾端玲說。2011年,陳可慰的女兒代表她向美國陸軍部申請認可她在二戰時的貢獻。結果,陳可慰在去世前不久獲得了數枚勛章和數項榮譽,並最終由她女兒代領。

鍾端玲說:「(我的母親)對於她曾服務飛虎隊一事一直保持非常謙遜的態度,並淡化自己的貢獻。她培育並啟發了香港一整代的護理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