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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別面面觀

香港的LGBT+社群每天都要蒙受排斥、騷擾和不公平的對待。三位LGBT+
人士向我們親述如何在接納自我的過程中克服痛苦和逆境。

Joanne Leung. Credit: Krollfilm

Joanne Leung

經過多年自我質疑,梁詠恩到了40多歲才確定自己是跨性別女同志。如今53歲的她是一位政治人物、跨性別系列小冊子《是非男女》的作者,也是香港最著名的跨性別社運人士之一。她與我們分享她的故事:

「自六歲起,我就知道自己跟別人不一樣。那時,我想過告訴別人我是女生。我喜歡穿媽媽和妹妹的衣服,因為我想成為女生,但長大後,我才知道這是不被接受的。

我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當時香港社會仍然相當保守。40歲之前,我一直壓抑自己的感覺。我把自己隱藏了數十年。

當互聯網在2000年左右興起時,我上網搜尋關於易服的資料,結果找到了香港的性小眾社群。當時有人告訴我,我不是易服者(指穿著被視為另一種性別服裝的人),而是跨性別者(指性別認同與出生時被指定性別不同的人)中的變性慾者。

我進一步探索這個概念,並接觸了其他在香港的跨性別者。透過研究和與他人交談,我終於明白到自己是改變生理性別的跨性別者。我將這件事告訴了幾位知己,起初他們表示接受,但後來有些人說他們接受不來。

我變得非常抑鬱,但我仍然認為自己是跨性別者。在這期間,由於缺乏朋友和同路人的支持,我曾經四度嘗試自殺。 

我們已走過漫漫長路,但仍然不夠。

梁詠恩

2007年,在一個藝術工作坊上,一位《壹週刊》記者要求採訪我。當時我心想應該不會有太多人看到報導,所以爽快地答應了。不過,後來我轉念一想自己尚未向母親出櫃,所以擔心母親可能會因為看到報導而被嚇倒,於是我在訪問出街前一個星期告訴她,成為女人是我這輩子的願望。

她的反應沒有很負面,但她也問我是否想要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其實那時候我一直沒有認真考慮過這件事。然後她問了一個一般母親都會問的問題:『手術會不會很昂貴?』

我以為母親知道真相就沒事了。但訪問出街後,一位家人告訴我,有人向母親求證報導上的人是否真的是我,結果她哭了。我聽了很難過,因為我覺得我傷害了母親。

2009年,我決定在香港進行男變女性別重置手術,包括陰莖切除術、陰道成形術和隆胸。我也將香港身分證的性別從男性變更為女性。

進行手術之前,我已經開始了為跨性別人士爭取權益的工作。我在2008年創立跨性別資源中心,這是一個為跨性別人士提供輔導的支援中心。曾經有一些剛去完街市、手上還提著菜籃的中年婦女停下來了解我們的服務,並說:『這個服務不錯。』這使我相當驚喜。

二、三十年前,很少人知道甚麼是LGBT+。現在人們在這方面的意識已大為提高。我記得當我在2000年代初開始嘗試作跨性別打扮時,商店老闆會把我趕出去,說他們不做我的生意。

從我出櫃那時起,大家已經比較接受LGBT+政治人物、名人或公眾人物,但仍有許多人無法接受同事、朋友或家人是LGBT+。這個城市缺少保障LGBT+社群的反歧視法案,這令許多人的權益受損,他們可能會因為性傾向或性別身分而找不到工作。

我並不是香港唯一的跨性別政治人物。來自英國的機械人工程師RobinᅠBradbeer幾年前成為首位跨性別女政治人物。然而,因為她是英語人士,所以沒有像作為華裔跨性別女性的我如此受到本地傳媒注意。跨性別人士不容易融入社會,有機會從政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我們已走過漫漫長路,現在社會進步了,但仍然不夠。」


Alvin

Alvin Cheung

張煦峰是一名從事家庭服務的社工,經歷了一年半性傾向拗直治療後,他在2007年接受自己是男同志。35歲的他向我們訴說如何克服同性戀恐懼、宗教衝突和抑鬱症:

「我在虔誠的基督教家庭和學校成長,從小就定期去教會,而且總是要求自己服從、勤奮,努力爭取社會認可和優秀成績。

自小學起,我已開始被學校的男同學吸引。我無法告訴任何人,因為我不願意相信這個事實。有些男同學覺得我很奇怪,他們會迴避我,這讓我非常痛苦。回想起來,生長在恐懼同性戀的環境下,我不知不覺內化了這些偏見。

讀大學時,我向一些異性戀朋友坦承自己是同性戀。他們建議我去接受由教會團體舉辦的性傾向改變治療(利用宗教和心理學等方式改變一個人的性傾向)以『治癒』自己。

2005年我21歲,開始接受個人和小組輔導等治療。首先,輔導員建議我避免性行為和產生相關的思想,並且壓抑我對男性的性渴望。

其次,我必須為自己塑造符合異性戀常態的男性氣概,他們認為上帝希望所有男性表現出這樣的行為舉止。所以我請朋友教我如何像男人一樣打籃球。

第三,我必須與男性發展所謂的健康、柏拉圖式的關係。最後,我必須說出自己的成長經歷,好讓輔導員把我的同性戀傾向牽扯到創傷或家庭問題。

這些治療嚴重影響了我的健康和生活。每次我夢見男人,醒來後都會感到無比內疚。後來我學會控制自己的思想及夢境,摒除自己的慾望和『不良念頭』。好幾年,我沒有再做夢。

自我否定令我經歷了可怕的副作用。早上醒來,我會因心悸而全身顫抖。我無法專心學習。

我原本承諾自己接受五年性傾向治療。但僅僅一年半,我就崩潰了。我患上抑鬱症及重度焦慮症,必須服用多種藥物。

每次我夢見男人,醒來後都會感到無比內疚。

張煦峰

後來,輔導員告訴我,性傾向治療的目的並不是要把我從同性戀轉變為異性戀,而是要讓我成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他們說:『這是一輩子的過程。死後,上帝自會告訴你成功改變了多少。』

一名輔導員向我承認,雖然他已進入了異性戀婚姻並育有一子,但仍然被同性吸引。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的性傾向根本不能被『治癒』。

在治療期間,母親接受了我的同性戀身分,因為她不希望我繼續痛苦或產生自殺的念頭。她鼓勵我觀看LGBT+友好的電視節目,並與我談論一些已經出櫃的同志名人。

2007年,我結束性傾向拗直治療,然後去社工及碩士學位,以及很多輔導課程,並且重新建立自我認同。在私人生活和作為社工的職業生涯中,我都公開了自己的同志身分。

自出櫃以來,我的生活有了極大改善,不僅因為我可以做回自己,還因為上司分派我處理LGBT+個案,讓我有機會幫助同路人。不過,對我來說,出櫃並不是一勞永逸的事,而是一輩子的過程。我已經不止100次向朋友、同事和透過社交媒體出櫃。

延伸閱讀: 在報導跨性別議題時,媒體應注意甚麼?

香港在過去這10年來已經開放了許多。LGBT+社群每年舉辦的音樂會、大型嘉年華『一點粉紅』,以及香港同志遊行等社會運動,均提高了社會大眾的接受程度。不過,我仍有一些顧慮,例如是否應該帶男友出席家庭聚會?如何向不常見面的親戚出櫃?

我內心仍然充滿恐懼,我相信許多LGBT+人士也有相同的感覺。他們會擔心社會的批判和偏見。現在我不再稱自己是一個傳統的基督徒,但我相信普世大愛。我認為神的包容超乎人們的想象。畢竟,衪賜予我們多元性向與性別。」


圖片來源: Karma Lo

陸月明

人稱「細細老師」的陸月明是香港唯一的雙性人權益倡議者。現年55歲的她因染色體異常,出生就同時擁有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多年來,她一直為出生性別無法定義的雙性人爭取權益。她跟我們分享這一路走來的經歷:

「當我出生時,我的父母和醫生立即留意到我擁有肖似卻又不全然是男性的生殖器官。我的陰莖很小,且結構不正常。醫生跟我的父母說:『他是個很特別的男孩。』然後給我一張男性的出世紙和香港身分證。

從小到大,父母把我當作男孩養育,為了解決我的『問題』,他們帶我到醫院進行陰莖重整手術。我在8至13歲期間進行了20多次外生殖器手術。

那時我以為自己生病了,因為大人都這樣告訴我。我也感到非常困惑,因為我不能像同齡男生那樣站著小便,只能坐著。我不明白為甚麼大人說我是男生,但我卻只能像女生那樣使用廁所。

直到很多年之後,我才知道自己是雙性人。我在30多歲時去做身體檢查,他們發現我的體內有一組發育不全的女性生殖器官,並診斷我患有『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醫生建議我做陰莖切除術或切除一切男性生殖器與腺體,因為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可能會導致這些器官癌變。

手術後,我必須將身分證性別從男性變更為女性,因為香港法律規定性別是根據生殖器官而定,所以我依法成為女性。

多年來我努力嘗試當個男人,卻從來無法達到人們的期望。身分證改為女性後,我的外表和行為舉止,似乎也不符合人們心目中對女性的期望。

我從來沒有告訴父母我是一個雙性人,因為我擔心如果我不再是他們的『兒子』,他們會非常難過。我母親早已因為自己誕下一個不正常的兒子而深感自責。她認為這是她的錯。

完成陰莖切除術之後,父母來醫院探望我,那時我才向他們坦白。母親明白我是為了健康才出此下策,但父親卻完全無法接受。因為我是家中長子,所以他認為我背叛了他們,就像放棄了家庭責任一樣。

現在,如果有人問起我的性別,我會說我是雙性人。

陸月明

那時父母要求我不要告訴任何人,因此我會以男性打扮出席中秋節或農曆新年等家庭聚會。母親告誡我說:『永遠不要讓你的弟弟妹妹知道這件事。』

我很沮喪,因為小時候我無權選擇自己的性別。現在我成年了,卻仍然無法拒絕切除生殖器官的手術,也無法阻止政府將我的合法身分從男性改為女性。

手術前我與女性約會,現在我仍然被女性吸引。我本來是『異性戀者』,現在由於身分證上的性別變成女性,而我的性傾向卻沒有改變,我被迫成為女同性戀者。這令我很沮喪。

延伸閱讀: 不一致的步調:香港為跨性別群體提供生殖健康服務中的缺失

我不再像年輕時那樣埋怨父母。隨著年歲漸長,我逐漸了解他們也是這個嚴苛社會體制下的受害者。我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忍受痛苦的人。父母很愛我,當我在手術中哭泣時,他們也在垂淚。我明白由於我不是社會眼中的普通孩子,他們也很難熬。

身為一名註冊社工和註冊中醫師,我在2011年開始為雙性人爭取權益。自從成為雙性人社運人士之後,大約有11個香港人向我求助,說他們也是雙性人。

在剛開始的幾年,我告訴所有人,我是一位關注雙性人人權的中醫師。直至2015年,我有幸在曼谷舉行的聯合國『亞太區LGBTI人權與健康區域對談』會議中代表雙性人發言。這是我首次以雙性人身分公開講述自己的經歷。

香港的雙性人無法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小時候,父母和醫生都說我們生病了,帶我們去醫院,我們無權拒絕。這是我成為雙性人社群倡議者的原因。

這項工作困難而孤獨,但我希望幫助社會理解雙性人跟其他人一樣,我們之間的共通點遠比所有差異的總和還要多。

由於我蓄長髮、體型纖瘦,所以看起來不太男性化。但我也稱不上是美女,或時髦女性。在大多數人眼中,我介乎男女之間。為甚麼我必須表明自己是男性或女性?現在,如果有人問起我的性別,我會說:『我是雙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