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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文章

借腹生子

印度的代孕服務為許多當地婦女帶來龐大的經濟力量,卻可能因為一項新法案而畫上休止符。

一名身材嬌小、穿著印度傳統服裝的女人,面帶微笑穿過門縫走進來。她小心翼翼地坐下來,鼻上的金環在牆上投射出一道反光,「我不太好意思說出我的故事。」她說。

Bharti*是一名27歲母親,育有兩個孩子,腹中還懷著第三個孩子,但她對即將來臨的新生兒並無特殊情感。她說:「我已經有自己的孩子。這個不是我的。」

她首次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阿南德縣的Akanksha醫院和研究中心當代母,將體外受精(IVF)的胚胎植入體內,為委託的客戶懷胎十月並誕下其子嗣。事成之後,Bharti將獲得400,000印度盧比(約5,600美元)的酬勞,這是一筆Bharti和她的丈夫做夢都想像不到的巨款,超過印度人均年收入三倍。

她回憶說:「12歲時,父親叫我輟學。我想繼續讀書、學習,想找一份薪水理想的工作,但我必須留在家裡,幫忙打掃和煮飯。」

Bharti住在古吉拉特邦一個名為納迪亞德(Nadiad)的小鎮,丈夫是人力車車伕,每月賺取1,000印度盧比(約14美元)工錢。她說:「這點錢不夠糊口和送小孩去上學。我看到我的嫂嫂替人代孕,便決定去試試看。有了這筆錢,我們可以買屋,還希望做點小生意。」

2019年9月,Akanksha醫院還有其他22名代母,她們大部分人能藉此幫助家人擺脫貧困。可是,隨著印度聯邦院於2020年內核准《2019年代孕(監管)法案》,這個「行業」將在印度壽終正寢。

印度在2002年開始提供商業代孕服務,由於成本低,醫生技術純熟,申請手續簡單,再加上願意代孕的婦女為數眾多,使印度很快成為全球最受無法生育伴侶歡迎的國家。儘管印度在2015年禁止為外國人提供商業代孕服務,但本國需要透過代孕建立家庭的夫婦數目仍相當可觀,因此這個行業依然十分蓬勃。

雖然印度政府未能提供此行業規模的實際數據,但一項聯合國在2012年資助的研究則估計,印度代孕產業的年收入超過四億美元。

Dr Nayana Patel, the medical director at Akanksha and an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fertility expert.
Akanksha醫院醫療主任Nayana Patel醫生。照片來源:Deepti Asthana

Akanksha醫院的醫療主任Nayana Patel醫生是享譽國際的生育專家,她在2004年成為亞洲首位 (全球第五位)成功接生由代母分娩的嬰兒的醫生,開啟了印度「代孕產業」的新紀元。

Patel的辦公室牆上掛了10多幅不同家庭的照片,她實事求是地說:「商業代孕是當前所需。如此多女性選擇以這種方式生下自己的下一代,因為對於無法生育的人來說,這是擁有親生子女的最後手段。」

根據醫學雜誌《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 Medicine》在201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全球約有2%女性患有原發性不育症(指全年有正常的性行為且沒有採取避孕措施卻無法懷孕),而10.5%女性患有繼發性不育症(指曾經分娩過,但其後無法再次懷孕)。

此外,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的數據指,全球每4,500名婦女之中就有一名患有苗勒管發育不全綜合症,她們因基因變異而天生沒有子宮。患者即使成功移植子宮,也必須採用IVF才能懷孕,因為她的身體無法自行排卵。不幸的是,IVF的成功率極低,因此代母成為不孕婦女萬不得已的最後出路。

代孕首選之地

位於吉拉特邦的Akanksha醫院及研究中心在生育領域聲名卓著,當地亦因此被視為印度的「代孕之都」。Patel至今已成功在醫院協助分娩1,400多名代孕嬰兒。

然而,這個現狀可能很快就會改變。印度將於2020年內通過一項新法案,限制代孕必須為非商業目的,代母亦不會獲得金錢上的補償。法案還規定,只有印度籍的已婚異性夫婦及單身女性(包括寡婦及離婚人士)才能獲得代孕服務,換句話說,單身男士、未婚夫婦、鰥夫或同性伴侶均不得申請代孕服務。

新法案規定要求代孕的夫婦必須經醫生證明為「不孕」。同時,年齡亦有限制:妻子必須是23至50歲之間,丈夫必須是26至55歲之間;代母的規定則是年齡介乎25歲至35歲,已婚並育有子女。

2019年法案修訂初稿規定代母必須是要求代孕夫婦的「近親」,但這項要求現已取消。2020年2月,印度國會專責委員會決定,只要符合相關規定的要求,任何「願意」代孕的婦女均可擔任代母。修訂後的法案還訂明,年齡介乎35至45歲之間的離婚或喪偶婦女可選擇擔任代母。

Geeta keeps in touch with the commissioning parents from an earlier pregnancy.
Geeta仍繼續與第一次代孕生產的孩子父母定期聯繫。照片來源:Deepti Asthana

包括Patel在內的醫療專業人員都批評法案「過於嚴苛和退步」。此外,法案對同性伴侶和未婚者的歧視態度亦受到譴責。Patel說:「我們一直認同監管的必要性,一來可以保護婦女,二來亦有助經營診所。但新法案幾乎斷了代孕之路。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新法案延續2015年禁止外國夫婦在印度接受代孕服務的政策,這是由於登記程序過於繁複,加上有不少外國夫婦在代孕過程中改變主意。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案例為「女嬰Manji」。她的準父母是一對無法生育的日本夫婦,二人於2007年來到Patel的診所要求代孕服務,後來卻在代母懷孕期間離婚。離婚之後,日本母親不想撫養孩子,日本父親仍想要孩子,卻因為印度法律禁止單身男子收養女孩而不能帶她出境。

四年後,印度政府基於健康考慮和代孕診所經營不善等理由,宣布全面禁止商業代孕。Patel稱這是「落後而不人道的舉措。」她認為在人類社會中,以規範完善的自願性契約換取金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她說:「代孕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一個真正的家庭獲得生命的恩賜,而代母也有能力讓下一代接受教育,以及購買房屋、養活一家大小。」

代母生涯

29歲的Geeta*也在阿南德待產,她和從事體力勞動的丈夫亦可藉代孕獲享經濟利益。她說:「我是第二次當代母。我用第一次賺到的錢蓋房子和送孩子上學。」

Geeta14歲離開學校,開始下田工作,每個月只能賺到500至800印度盧比(約7至11美元),丈夫的收入跟她差不多,僅能勉強養活一家四口,生活捉襟見肘。聽見村裡其他婦女說起代孕計劃之後,她便跑到醫院打探消息。

Patel表示,診所裡的代母必須事先通過徹底篩檢,包括柏氏抹片檢查、血液檢查,以及包括糖尿病等遺傳性疾病的檢查。她們在懷孕期間的前四個月一定要在醫院留宿,以確保任何醫療需求都能盡快解決,不過孕婦的家人可以前來探視。到了孕期第四個月時,便可選擇返家探親10天。

懷孕期間,Geeta和另外八名婦女一起住在Akanksha醫院地下室一間有空調的房間。每天下午一點左右,婦女們就排隊領取傳統印度套餐thali,盤子裡有米飯、小扁豆、蔬菜和一些醃漬醬菜。她們每天還會進食富鐵質的水果和營養小食。

29-year old Geeta has been a surrogate twice.
診所每天都會為代母進行兩次身體檢查。照片來源:Deepti Asthana

每天除了兩、三次身體檢查之外,其他時間她們都可以自由活動。晚上大家會一起玩紙牌遊戲或看電視,通常是肥皂劇或寶萊塢電影。懷孕期間朝夕相處,讓大家培養出情同姐妹的閨蜜關係。跟大部分代母一樣,Geeta的子女也會定期來探訪,並且經常在周末留在醫院陪她。Geeta說:「他們知道我是代母,但不明白那是甚麼意思。兩個孩子不過才三歲和九歲。」

分娩後,代母和她們的家屬均可在Patel創立的信託基金Anand Surrogate Trust得到三年免費檢查。委託代孕的父母可選擇與代母繼續保持聯繫,但不是硬性規定。

Geeta與第一次代孕生產的孩子父母定期聯繫。她說:「他們是一對澳洲夫婦,兩人都在大型企業公司工作,擁有高薪厚職。嬰兒備受疼愛。我很高興(成為代母)。我做夢都沒想到能帶給家人這麼多東西。」

眾說紛紜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認為代孕是一項物有所值的服務。新德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的社會醫學及社區衛生中心教授Mohan Rao於2010年接受印度新聞電視台NDTV訪問時,將代孕比作「生殖販賣」,他認為大部分代母都面臨經濟困難,於是將代孕視為一種「賺快錢」的方法。

在孟買工作的律師及性別平權倡導人士Nishma Jethwa認為,代孕法案雖然旨在防止不道德行為,例如保護代孕兒童免遭遺棄,並且對診所作出規範,但當中仍有許多不足。「立法顯然已經(在防止剝削方面)作出嘗試。

然而,禁止某些特定人士(例如同居伴侶、非異性戀伴侶和單親父母)使用代孕服務,等於是對誰可以、誰不可以使用代母作出不必要的價值判斷。」她說。

她認為法案可能會有反效果,「這當中可能會出現人為操縱的情況。例如,在男女不平等的社會中,若有家人需要這方面的協助,媳婦可能會被迫成為代母,卻拿不到任何金錢補償。」

亦有評論家指出,這項法案屬於精英主義和性別歧視。他們認為法案僅強調少數疏失個案而非成功案例,不僅剝奪了婦女選擇從事代孕服務的實質機會和自由,亦否定了她們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

Geeta keeps in regular contact with the parents of the child from her first pregnancy.
代母子女會定期探訪。照片來源:Deepti Asthana

不出所料,所有在Akanksha待產的代母都反對這項法案。她們心甘情願做代母,珍惜這個改善家庭生活的機會。但同時,由於印度對這類交易沒有法律規範,不少婦女因而受到唯利是圖的不良診所剝削。

法案主要關注的問題是,由於「缺乏監管代孕的法律」,導致代孕服務「遭到代孕診所濫用」。Akanksha醫院的不育症研究人員匿名接受Ariana訪問時表示,印度的確有許多不受監管、不注重衛生的診所,使代母受到剝削或沒有受到合理照顧。

醫生Patel補充說:「在這些診所擔任代母的婦女沒有得到合理的工資及妥善照顧,亦沒有得到適當的諮詢或醫療服務。這是政府推出法案的原因之一。但我認為此舉反而會令情況惡化,因為嚴禁代孕只會使交易化明為暗,從地上轉為地下。因為只要有需求,就一定會有供應。」

2019年10月,一位代母去世,引發各界關注婦女被剝削的問題。這名來自德里的42歲婦女,向聘請她擔任代母的診所隱瞞了許多健康問題,包括結核病、腦積水和抑鬱症。根據《印度時報》於2019年10月的報導,該診所在聘僱過程中並未妥善地檢查代母的身體。這名懷著一對雙胞胎的婦女在妊娠第17週時死於併發症。

政府還表示擔心婦女對代孕工作的危險性缺乏足夠的意識。《Wiley’s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Journal》於2015年進行一項針對印度代母的小型調查發現,在14名受訪的母親當中,沒有一人能說明體外人工受孕過程中的風險。

研究亦發現,新德里生育診所的大多數醫生通常在醫療程序方面作出單方面決定。在某些個案裡,他們只諮詢要求代孕夫婦的意見,卻沒有向代母提供充足的資訊。在缺乏知識與自主權的情況下,代母的權益備受關注。

Surrogate mothers practice Indian ceremonies, such as mehndi body art, to celebrate births.
代母們以印度手繪等傳統儀式慶祝新生命誕生。照片來源:Deepti Asthana

前途未明

在重男輕女的印度社會中,婦女注定是家庭主婦,但Bharti和Geeta都扛起了養家的主要責任,顛覆了原來的社會結構。這兩個女人一度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代孕後卻有能力蓋新屋、讓家人溫飽,並且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Bharti說:「我希望(我的孩子們)明白,認真讀書就可以過他們嚮往的人生。」同樣的,Geeta也希望她的女兒長大後成為一名老師或醫生。

醫生Patel覺得法案除了製造不受監管的非法交易,許多選擇代孕的不育婦女亦會受到法案的限制。在印度,婦女的主要職責是生兒育女,已婚婦女要面對難以想像的生育壓力。Patel認為,這些問題將會因為法案而變本加厲。

Patel說:「在印度文化中,一個不育的女人可能會遭到排斥,甚至被趕出家門。男人甚至可能與女人離婚並在他處結婚。」在這種情況下,女性所背負的恥辱和污名會引起各種問題,包括抑鬱和焦慮。

去年9月,Patel在Akanksha醫院與準代母面對面討論法案,當時所有人都表示對未來感到擔憂。「我必須重操舊業,替人幫傭或下田工作。賺的錢肯定不夠養家,但我還有甚麼選擇?」Bharti說。

Geeta則希望她存下來的錢能夠讓她和丈夫做點小生意,不必回去做體力勞動的工作:「也許我們可以開一個蔬菜攤或賣點水果。」

儘管即將通過的法案對Akanksha醫院的婦女帶來直接影響,但Patel說代孕使她的診所變成舉世聞名的機構,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婦女提供改善生活的機會,這些成就都令她深感自豪:「因為代孕,我才能夠為婦女建立這樣的設施,並且妥善照顧她們的身心健康。」

*按當事人要求不透露姓氏。